咽喉洞在哪自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以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成为近几年国家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之一。中国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再次强调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若干重大问题，并将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看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及其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

　　毋庸置疑，新闻媒体作为社会结构的有机连接和能量交换平台，发挥着社会参与、社会沟通、社会疏导、社会监督等作用，推动了社会治理方式创新，是增强政府公信力、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推动力量。面对重大突发风险事件，通过信息双向互动，民众可以通过网络等新媒体对社会治理和政务服务进行及时高效反馈，基层政府也可以通过媒体及时了解民众对社会治理和政务服务的意见建议。媒体在引领社会共识预期、推动社会依法治理、形成社会治理机制等方面作用越来越大，为基层政府有效化解舆情、提升治理能力提供了平台和支撑。与此同时，中国正处于“社会风险”与“媒介化发展”并存的叠加发展时期。这为建构媒介化治理理论范式提供了理论上和逻辑上的可行性。2023年5月19至20日，本课题组组织召开了主题为“作为问题的事件：媒介治理与媒介化治理”的高端研讨会，与会专家深入、聚焦地对媒介化治理理论进行了探讨。会后，《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编辑部组织三位专家对这一议题又一次进行了头脑风暴，才有了这组不同维度对媒介化治理进行讨论的三篇文章。

　　《媒介化治理：理论逻辑、过程性建构与问题治理取向》一文从总体上对媒介化治理理论进行了思考。文章认为，高度媒介化的社会不仅凸显了媒介逻辑，更结构性地增加了社会治理的系统维度。媒介化治理因之成为国家治理现代化内核的一种有益补充。媒介化治理既强调深入事件内部的整个历时性过程，还注重以“问题”的视角审视事件。《“同一性”的危机：重大突发事件中的国家认同风险论》从重大突发事件中国家认同的风险逻辑出发，认为国家认同结构体系中代表性行为体的应急感知、处置机制与话语框架都可能引发公众的“集体忠诚冲突”，高度媒介化社会如何有效应对成为学界不得不回应的重大课题。《媒介化治理：作为正在兴起的研究范式》认为媒介化治理是一种正在兴起的理论范式，文章从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等角度切入，认为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以及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的双重动力下，媒介化治理研究将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跨学科研究新领域。

　　苏州大学传媒学院博士研究生，平顶山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讲师，主要从事新媒体与政治传播研究

　　摘要：本文试图说明重大突发事件中国家认同的风险逻辑。重大突发事件在全球化与媒介化语境下成为全球“媒介公共事件”，公众、他国或国家体系、世界主义者、平台型媒体等成为事件场域中政府、专家、机构媒体等传统行为体之外的“新玩家”。重大突发事件具有“一种政治爆炸的特性”，国家的“整体性观念”面临着“一系列松散联系的实践碎片”的巨大冲击，国家认同结构体系中代表性行为体的应急感知、处置机制与话语框架都可能引发公众的“集体忠诚冲突”，从而对国家的历史-文化、政治-法律等既定的国家“同一性”支撑产生或可能产生损害、损失或危机。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提升面对重大突发风险事件的媒介化治理能力研究”（项目编号：21&ZD316）、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数字时代青年中华民族认同的培育路径研究”（项目编号：20BXW002）的阶段性成果。

　　从传播意义上，国家认同风险源于相关政治行为体在扩散、表达或共享信息与认知中，客观对国家的历史—文化、政治—法律等“同一性”结构所造成或可能造成的冲击、疏离或解构，进而对理想类型的国家认同产生不确定性威胁。本文试图在说明“重大突发事件中国家认同风险的A面、B面与C面”基础上，继续探究重大突发事件中国家认同的风险逻辑，属于一种中观层面的逻辑概述，“中观层次既是沟通微观与宏观的中介，又具有自身的独立性，对于研究国家认同是如何建构、如何变迁，支撑国家认同建构和变迁的力量是什么，以及构成国家认同的基础性支撑为何物等问题至关重要”。

　　国家认同是国内学术界颇为关注的学术线日，以“国家认同”为主题词在中国知网上可以检索到6 049篇期刊文献，2 128篇博硕士论文，广泛分布在政治学、民族学、社会学、心理学、传播学等各个学科之下。为避免概念与理论的歧义，此处需简述一下本文中的国家与国家认同的基本意涵及讨论假设。

　　（1）何为国家？相当多的研究文献对国家、国家认同的认知来自马克斯·韦伯的抽象国家概念。这个被无数次引用的经典概念指出，“国家是在特定疆域内的人类共同体，这个共同体在本疆域内成功地垄断合法的暴力机器”。比如金太军、姚虎提出对国家认同的考察不能醉心于国家认同的变迁与再建构的宏观研究层面，或停留在公民认同、民族认同、政治认同等领域中具体形态的微观研究层面；暨爱民和彭永庆说明了建构国家认同基础要素的历史脉络，将国家认同放置于历史的发展逻辑中进行考察。这些分析与马克斯·韦伯一样，认为“只有国家能够和应该创造规则且只有国家能够和应该保有暴力手段以使人们屈从并遵守规则”。

　　与此相反，乔尔·S.米格代尔提出了一个更有解释力的、由观念与实践彼此塑造的国家概念：“国家是一个权力的场域，其标志是使用暴力和威胁使用暴力，并为以下两个方面所形塑：(1)一个领土内具有凝聚力和控制力的、代表生活于领土之上的民众的组织的观念；(2)国家各个组成部分的实际实践。”

　　乔尔·S.米格代尔：《社会中的国家——国家与社会如何相互改变与相互构成》

　　由此本文在讨论重大突发事件中的各种行为体对国家认同的影响时强调了国家的两个视角：国家既是一种强大的观念，界定清晰，高度统一，“强调其整体性”，且能够被单一的措辞所言说；国家又是一系列松散联系的实践碎片，异质模糊，丰富多样，“国家与境内外的组织之间的边界往往未能清晰界定，且后者常常会创制出相互冲突或直接与国家法律相冲突的规范”。

　　（2）何为国家认同？说明这个概念离不开两对关系：在全球化语境下中国与“他国”的关系；中国的历史与当下的关系。因此，当代中国的社会建设，既是在“中国—世界”这样的空间坐标中展开的，也是在“当下—历史”这一时间坐标中展开的。在国内维度上，“国家认同问题的重要性在于它牵涉到一个政治共同体成员自我命名即自我了解的过程”，国家认同事关政治共同体成员对自己的国家成员身份的认知、理解与接受，“是国民归属感及为国奉献的心理和行为，是国家凝聚力、向心力的重要表现，是国家治理合法性的重要来源”。作为概念，国家认同强调的是认同的共性，即国家成员主体的承认、接受和皈依。在此过程中，认同的包容性扩大成员自我，“我和谁在一起”的身份确立把“我”变成了“我们”，进行“我是谁”“我和谁在一起”的身份确立；认同的斥异性则排他设限，区分“我们”与“他们”，藉以达到“我们是谁”的群体考量。

　　另一方面,从国际维度而言，国家认同具有一种主体或单位层次的特征，根植于国家行为体的自我领悟。但是这种自我领悟的内容常常依赖于其他行为体对该行为体的再现与该行为体自我领悟之间的一致，所以国家身份也具有主体间性和体系特征。亚历山大·温特进一步强调说：“两种观念可以进入身份，一种是自我持有的观念，一种是他者持有的观念；身份是由内在和外在结构建构而成的。”塞缪尔·亨廷顿也提出，任何层面上的认同（个人的、部族的、种族的和文明的）只能在与“其他”——与其他的人、部族、种族或文明——的关系中来界定。国家通过“他者”国家对其主权地位的承认而获得外部的认同，由此“国家认同”实际上属于认“异”，即一个民族国家确定自己不同于他国的差异或特性。

　　由此，国家认同既是一种以个体为心理依归的社会事实，又是一种以国家、社会以及“他者”体系为主要建构者共同参与的政治实践。“国家认同并不仅仅是单一民族国家内部政治或者文化因素的结果，它还存在其他的形成性因素和表现形式”，“从国际关系的角度考察，与其他国家的差异和敌对关系可以催生公民的差异性认同；从全球化的角度来看，全球化促进了超国家认同和亚国家认同的发展，使公民的国家认同更趋复杂化”。

　　结合乔尔·S.米格代尔的“社会中的国家”理论不难发现，国家认同面对着不同的认同主体、认同客体，并且这种复杂的主体与客体之间互为主体间性，形成全球化时代国家认同极为复杂的共现、共存与互构的液态化流变状态。公众个体在主动选择和建构个人的国家认同意识时，三类理想型的、代表性的结构行为体将可能制约其方向、类型与程度：所在国的国家或政府，包括其历史-文化结构与政治-法律结构；所在国的其他社会群体如民族、宗教、阶级/阶层等；所在国所置身的“他者”体系，包括国家、国家组织、非国家性的国际组织、所在国的等。

　　（3）全球化与媒介化语境。我们认为，“要理解某一具体风险，必须结合对于使该风险得以生成的媒介的理解”和环境的理解，因而说明重大突发事件的认同问题，全球化、媒介化这两个关键范畴就成为本文讨论的基本语境。一方面，我们对“全球化”不作齐格蒙特·鲍曼所谓“幸福的源泉”与“悲惨的祸根”二元论的价值界定，而毋宁强调其某种认知、行动与交往模式在全球范围内趋向一致化、标准化的“化”的过程，“它表明，交往关系和交换关系超越了国家的界限，变得更加紧密”，这样“对于民族国家的制度化形式而言，它们构成了一种危险。民族国家着眼于一定的地域，相反，‘全球化’一词表达的是一种动态的图景，它们会不断挑战边界，直至摧毁民族大厦。新的动态结构的意义在于动摇了空间和时间层面上的限制”；另一方面，“媒介化”作为一个“元过程”，是当前讨论媒介、社会与政治的核心视角之一，“既是社会如何通过媒介发生变化的过程，也是社会以更复杂的组织模式结合在一起的变化过程”。

　　有学者提出，“从国家认同概念的创制和最早的使用来看，它所描述和分析的都是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一种负面现象——现实生活中‘冲突’或‘危机’，即国家认同问题”。按照这一理路，在全球化与媒介化的语境下分析重大突发事件与国家认同两个变量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我们的任务就是：一要探究在无处不在的媒介影响下，重大突发事件的特性和进程发生了哪些变化；二要说明各行为体在重大突发事件变化和进程中如何对国家认同构成了“一种负面现象”。

　　“重大突发事件”这一概念在国内并非源于学术研究，而是在国家社会治理工作中逐渐形成的。《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最早将“突发公共事件”界定为“指突然发生，造成或者可能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财产损失、生态环境破坏和严重社会危害，危及公共安全的紧急事件”，“主要分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社会安全事件等4类”，如“新冠肺炎疫情”“汶川特大地震”“天津港8.12爆炸事故”等，其主要特点有：时间上的紧迫性、损害上的巨大性、过程上的不确定性、后果上的威胁性。有学者用“超系统性社会破坏”来表明重大突发事件跨越特定的国家、国际与政治边界，速度极快，没有中心或起源点；就受害者而言是灾害性的，且地方性或区域性的回应无法解决。

　　有学者注意到，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突发事件”概念经历了一个逐渐演化的过程。20世纪80年代中期之前主要关注国家安全的军事外交领域，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2003年关注社会稳定的社会治安领域，2003年之后涵盖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社会安全事件等四大类事件的发展、演化，并且，“突发事件”的内涵和外延、基本称呼、动词搭配等都在不断发展变化。这个概念的历时性描述很显然忽略了媒介的过程与影响，“媒介的特性在此一带而过，只是作为一扇窗户，让我们看到一个遥远而迷人的世界，从而打发休闲时光”。

　　按照米克尔·F.艾斯克雅、斯蒂格·夏瓦等人的分析，重大突发事件中媒介的制度化动力机制有三类。一是作为“管道”，媒介可以跨越时间和空间，延展进而放大了突发事件。即使事件的责任方通过淡化或审查或不报道等方法降低重大突发事件的冲击力，仍无法使得事件保持在一定地理范围之内，其副作用是使事件变得难以控制。突发事件新闻通过国际新闻服务或社交网络媒体的跨国共享就是此类“管道”机制的极好例证。二是作为“语言”，媒介可以用来构建事件，允许不同的社会行为体(包括媒介)以特定的方式表演，从而使所讨论的事件具有特定的戏剧性。这一动力涉及媒介的不同“语法”和媒介表达事件的方式；媒介作为一种语言，具有表意功能(表现/框架)和表演功能(具有特定戏剧效果的代理)。三是媒介被视为“环境”，是各种社会制度的组成部分，同时也构成了社会的整体公共领域，其“公共”的程度取决于具体语境。因而媒介在社会上的分布结构既影响了传播资源的获取，又决定了对传播资源的控制，媒介因而也共同构筑了事件演进过程中的权力关系。

　　借助媒介制度化的动力机制，至少重大突发事件的外延被拓展。所谓“外延”，并非说重大突发事件与媒介的关系是完全全新的，而是强调媒介在当前重大突发事件中的“技术座驾”与意义生成方面达到史无前例的“时空趋向”：一是媒介和传播覆盖人口的超大规模。二是传播在全球范围内的加速度。三是包括手机媒体在内的技术普及所带来的传播饱和度给突发事件中的个体提供了充分的接近性、可用性与随时调用性。四是技术普及大大拓展和释放了重大突发事件中的社会关系，受难者、救援者和责任担当主体由此可以整合以防范社会风险并重新构型其传播领域。五是对突发事件的监控能力，在传统的“自上而下”“少对多”“单向”传播通道之外，新增了“自下而上”“多对多”“互动”扩散通道；“旧媒介”“新媒介”共同促进了突发事件在国家边界内外的传播，这使得国家让重大突发事件“消失在视野之外”或“消失在政治心灵”之外的尝试变得更为困难。六是当代媒介技术史无前例地提供了受众的“阅”“听”机会，更重要的是能够“看见”，“突发事件有时仿佛活生生地展现在我们面前”，这延展了媒介可视化的机会，也促使世界公众可以“见证”全世界的突发事件及其人性后果。

　　重大突发事件“经过媒体化呈现，成为‘媒体公共事件’”。或全球“媒介公共事件”，既是“原事件”的中介化扩散与分享，更强调了媒介化进程的深度介入，深度影响了日益复杂化的网络与意义生产、意义秩序，以及进而产生的新型交往实践。如乌尔里希·贝克所言，重大突发事件“具有一种政治爆炸的特性，这种爆炸的核心是大众媒体、公共舆论、政界、官僚、经济界，而且并非一定要在事件的发生地出现这种政治爆炸性”，也可能酿造出基于全球化共情的“世界主义时刻”。

　　按照布尔迪厄的场域理论，突发事件爆发后，围绕事件的“超系统性社会破坏”，形成了“位置之间客观关系的网络或图式。这些位置的存在、它们加诸其占据者、行动者以及机构之上的决定作用都是通过其在各种权力（或资本）的分布结构中的现在与潜在的情境客观地界定的，也是通过其与其他位置之间的客观关系（统治、从属、同一等）而得到界定的”。除了管理视角下的政府、机构媒体、专家是重大突发事件中较为熟知的“旧面孔”外，公众或公众组织、平台型媒体、作为“他者”的国家或国家体系、世界主义者等代表性行为体，均在新媒体的“链接性”逻辑下成为突发事件影响力与可见性的“新玩家”。

　　公众在重大突发事件中既是“旧面孔”又是“新玩家”。无论是在应急管理部门还是在新闻传播学界，在突发事件的应对链条中公众往往仅限于突发事件信息的被动接受端，被认为易于“误信传谣”，需要“调动积极性”，或者冠以“不明真相的群众”。正如新华社对《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解读所指出的：“发生突发公共事件后，及时准确地向公众发布事件信息，是负责任的重要表现。对于公众了解事件真相，避免误信谣传，从而稳定人心，调动公众积极投身抗灾救灾，具有重要意义。”然而，互联网与移动手机的链接性改变了公众的被动属性，“在深度媒介化社会中，个体的力量被激活，大量个体间的弱关系连接交错叠加组织成网络社会，传播互动及其代表的关系联结成为新的权力来源”。

　　媒介化深刻地塑造和雕刻了重大突发事件在公众心目中的印象、影响与存在，政府与机构媒体凭借把关人与议程设置机制决定受众可以在报刊、网络乃至官办自媒体上“看什么”“怎么看”的格局不复存在，话语控制权从政府与机构媒体转移到了用户手中，全新的社会传播构造直接稀释了传统媒体之于公众的必要性。从公众角度而言，重大突发事件从危机引爆的那一刻起，政府良好的处置力、执行力与领导力便事无巨细地暴露在公众的围观、凝视、评说与监督之下。如阿尔蒙德所言，重大突发事件的引爆使得大量网民，甚至包括“无利益冲突”的网民成为突发事件的定义方、参与方，“参与者表现出来的是对社会的输入过程，也就是对那些促使他们介入政治的过程有一定的认识，并形成了鼓励自己利用各种参与机会的态度，也就是相信自己只要努力去做就能够影响国家的政治事务”。

　　从国家体系或国际关系视角而言，重大突发事件场域中的所在国与他国不可能“独善其身”，特别是气候变化、全球粮食危机、全球性自然灾害、重大恶性传染病、、极端主义等事件背后，往往有着国家或国家体系的身影。而从新媒体的链接性或超链接性逻辑而言，网络社会带来民族国家的控制和统治形式的重组，即所谓新型的“网络国家”，其特点是“不同国家和各级政府之间的共同主权和责任；以及与前民族国家相比，政府和公民之间关系的时间和空间更加多样化”。

　　媒介将时空节点中的重大突发事件“跨山越海”带到不同的国家体系中，“他者”国家成为所在国“事件”的观察方、定义方与参与方。从利益关系、责任主体以及对冲击性、伤害性、威胁性的感知而言，国际体系中的他国并不可能真正地“感同身受”“日月同天”，但从重大事件外溢的深层而言，他国仍能够切实感受到重大事件的外部性与衍生影响；因为全球化导致“公共空间的消除超越了本土化生活的所及，本土正在消却其意义生成和意义转让的能力，而且日益依赖于它们所无法控制的意义给予和阐释活动”。这正是亚历山大·温特所谓的“反思式评价”或“镜像反映”，“这里的假设是：行为体对自己的看法是他们认为他者对自己看法或‘评价’的反映，是以他者为镜再现自我。如果认为他者把自我当作敌人对待，那么，根据反射评价的原则，行为体就可能会在自己相当于他者的角色身份中内化这种信念”。

　　平台型媒体包括但不限于所熟知的各类社交媒体平台、资讯分发平台和视频分享平台，如微信、微博、今日头条、抖音短视频、推特、脸书等。简单地说，平台型媒体是“指以互联网、信息技术为结构基础，以信息、资本、数字、流量作为核心要素，以运用数字与技术实现价值增长和功能优化为动力，通过吸附大量行为主体交互作用，为各类主体提供差异性商品或服务，实现资源、信息及价值共享，获得期望效用的网络化空间”。

　　平台型媒体拥有“网络建构权”，就是“具有建立和编制网络的能力”。曼纽尔·卡斯特认为网络建构权主要掌握“在媒体公司的所有者和控制者手中，不论他们是为企业服务，还是为国家效力”，“他们决定了传播的内容和形式，以此来完成他们赋予网络的最终目标：制造利润，制造权力，制造文化”。

　　重大突发事件的突发性、伤害性与冲击力与平台型媒体追求信息、资本、数字、流量的市场逻辑高度贴合，其在重大突发事件中的主体角色、行动逻辑与意义价值一直被传播学者们忽视。

　　在最抽象的层面上，作为人与作为公民的两种角色之间存在一定的矛盾与重合之处。一方面，所谓“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反映了人类在群居生活中的共性和文明之间互鉴互赏的可沟通性；另一方面，作为人类的一份子，人又不得不以公民的身份存身于某个政治共同体内。也就是说，人同时属于两个共同体，“一个是界限分明的政治共同体，一个是更宽广的包括整个人类在内的道德共同体和风险共同体”。

　　作为重大突发事件的参与方，国家或国家体系与世界主义者完全处于行动光谱的两极：前者追求特定国家的主权、安全、统一与社会秩序等“一国之内”的国家利益；后者则追求全球共同体或全球公民的超国家利益，是民族国家的“逃离者”，或者他们进入一个齐格蒙特·鲍曼所谓的“自由区”，指的是一些人——“如果其他有不同思想的人不为他们、并且首先为在‘自己做自己的事’的生活中享有特权而担心的话，这些人就不介意孤独——新的分离、冷漠、脱离和事实上精神和道德的‘超国家性’”。

　　曼纽尔·卡斯特等学者对全球气候变化议题的观察表明，“逃离”民族国家的世界主义者“得益于互联网对媒体的改造，由活动家、科学家和明星共同推动的多管齐下的环保运动，足以改变我们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这种变化是三维的：它涉及空间观、时间观和社会边界观。我们存在的空间，既是本地的，又是国际的。我们意识到，人类共同生活在一个‘地球家庭’中”。

　　乌尔里希·贝克根据其理论逻辑强调指出：“世界媒体和不同国家的新闻媒体通过密集的报道而使人们意识到了一种被他们认为由经济相互依赖而产生的全球问题……据以创造想象共同体的必要条件乃是这样一个事实，即这种媒体报道的出现使人们意识到：远方的陌生人正怀着与自己相同的恐惧和担忧在追踪相同的事件呢。陌生人成了邻居!”然而大量丰富的研究观察证明：贝克所预言或希望的全球问题固然在重大突发事件中将“陌生人”变成了“邻居”，但是实践中的“邻居”成为彼此共现而又彼此共构的“他者”，成就了乔尔·S.米格代尔国家理论中“异质模糊，丰富多样，松散联系的实践碎片”，“它们击碎了一个内聚的、有很强社会控制力的国家观念，消除了领土及公私之间的界限”，因为无论作为行为主体的是“旧面孔”还是“新玩家”，重大突发事件爆发后的不确定伤害性、巨大冲击力、时间紧迫性都会促使他们在既有的社会认知与文化体系中激发出各自的应急感知、处置机制与话语框架，进而对国家认同中的“同一性”结构产生不确定与难以预料的伤害与威胁。

　　政府是国家权威付诸实施的手段，是国家的“大脑”。当时机与损害都无法准确预测的重大突发事件在某个时空中突然引爆时，政府作为国家的授权代理人必须通过制度化、体系化的资源与调度能力来履行自己作为公共利益保护者的角色，以换取公众对国家政治体系合法性的认同感。正如让-马克·夸克所说，“不论这种认同是如何的模糊不清，它将使我们理解个体究竟是通过何种程序来考虑他们的统治者。如果后者被认为是共同体的代表，这是因为当他们保卫并确保了对共同体基本价值的促进时，被统治者将他们与自己认同为一”。

　　重大突发事件的频繁发生，使这种以责任政治为主要表征指向的传播秩序在事件发生的循环链条强化下，成为一种周期性、重复性的“路径依赖”，特别是当突发事件的应对与处置上升为国家层面的法律与制度时。与此同时，媒介化的重大突发事件在常规与程序有条不紊的推进中，事件的传播便在权威信息独占的同时走向形式化、仪式化与程式化，成为国家认同与责任政治的话语操演，政府人士与专家成为“福音传播者”。

　　当突发事件的媒介化传播走向形式化、仪式化与程式化时，重大突发事件在政府传播体制中便会因应成习，某种制度惯习在某个更根本的层面上存在一种“锁定”状态，如曼纽尔·卡斯特所言，“由于现存政治体系仍奠基于工业年代的组织形式与政治策略，于是……它所依赖的信息流动也使它不再具有自主性”。这种锁定尽管也有新媒体时代的艰难调适，但并未从根本上造成秩序类型的改变。

　　锁定状态中的突发事件媒介化将会引发政治传播的话语失真、话语冗余、话语壅塞，甚至导致责任政治传播的“体制性迟钝”。“在处置各种突发性事件时，基层政府如果只报喜不报忧、过滤信息，将延误时机，降低化解社会矛盾的能力”，致使其处置突发事件陷入“起因都很小—基层反应迟钝—事态升级爆发—基层无法控制—震惊高层—迅速处置—事态平息”的怪圈。

　　重大突发事件的应对及其相应的媒介化表征，包括事件的报道、信息的发布、舆论的引导、突发事件的责任归因、制度性的反思与调整，形成了制度化、模式化及系统化的危机管理处置程序、规则，这些程序、规则，即“定期地把知识应用到社会生活的情境上，并把这作为制度组织和转型中的一种建构要素。从话语符号而言，如布尔迪厄所示，国家是第一个和最主要的“符号资本的中心银行”，代表国家的政府控制了所有行动的提名权，从而社会地位及社会尊严被安排和预定了，即被普遍有效地颁布给既定范围的既定人员。机构媒体作为类似的“既定人员”，责任政治的传播逻辑从微观上与宏观上支配着重大突发事件的媒介化表征：微观上对突发事件发展过程中涉及的人物、损伤、措施、过程、细节及最新进展进行持续“直播”，并预测政府与专家们后续的应对策略；在宏观上，突发事件发生的原因、背景、当事各方利益关系、事件的未来走向，特别是对国家、社会的负面冲击、可能的应对路径进行解读和研判。

　　重大突发事件的频繁发生同样在机构媒体上出现政治传播的“路径依赖”：一是重大突发事件在机构媒体上的前台化倾向。表现为“媒介逻辑必然通过被吸纳并整合进体制而发挥作用，甚至媒介逻辑往往就是政治逻辑的有机组成部分”，这样使得“媒体不具有因果意义上的自主行动力，媒介逻辑在体制许可的空间内、以体制许可的方式展开，那个可视的、在‘前台’被公开展演的媒介逻辑始终服从并服务于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改革的目标”。二是媒介报道与评说中“聚焦”与“失焦”的非均衡性。重大突发事件发生后，政府的危机处置与行政效率固然是媒介关注的重点，但公众却是重大突发事件中危害性、威胁性的主要承担者之一。目前突发事件的媒介化更多地聚焦于“政府怎么想的”“怎么做的”“有了哪些成效”，而公众却在重大突发事件中“失焦”了，处于模糊状态，忽略了“公众怎么想”“公众担心什么害怕什么”。三是机构媒体有可能成为政治表演的“秀场”，刻意表现部分人士在重大突发事件应对与处置中的“高度重视”“亲自把关”“下沉到一线”等。

　　按照国家起源的所谓契约理论，公众让渡部分个人权利，接受国家权力的垄断性与正当性，甘愿承担国家赋予的责任与义务，包括爱国主义的忠诚与归属感，而国家也必须满足公众的利益、教育、安全、个人发展以及公平正义等物质性、道德性、法律性需求。当重大突发事件从风险转为重大危机事件时，“国家”从“一种想象”、从“很难在真实的世界里发现某人或某物能够最终等同为国家”这一似乎可有可无的状态，突然间被公众潜意识地明确为获得救助的希冀与盼望。如伊罗生所说，“面对一个既不安定又不保险的世界，在为个人提供安全方面——身体上的或情感上的——‘民族’的支配力与影响力绝不亚于身为一个公民的身份”。

　　从国家与公众之间的认同契约而言，政府对重大突发事件良好的处置力、执行力与领导力是对公众忠诚与归属感最有说服力的回报，因为“绝大多数人都从居民的日常生活和利益团体的职能性利益的角度来确定‘效用’和‘效率’的内涵，并以能否满足人们对这些‘效用’和‘效率’的期望为标准来评价、区分‘政治体制’和‘政治系统’。反之，当重大突发事件的处置出现种种迟滞、不当、失误，甚至是失范时，部分公众“会感到不安全，因为他们原来一度曾井然有序的世界土崩瓦解了，所以他们会急于进行政治行动以便找到一个新的归属感，即一种新的认同感。”

　　这种“新的认同感”便反射到公众对重大突发事件的反应、认知与态度上。中观层面，当政府应对过程中出现各种人员、资源与措施的失调时，特别是身处危机之中却无法获得应有的救助、帮助，甚至多部门求告无门时，社交媒体便以戏剧化、个人化、视觉化、过程化的个体叙事，促使公众结成各种“紧急共同体”，彼此交换、转发各种信息、谣言、留言、流言、价格信息等，形成群体化的认知与判断，构建出重大事件的“同温层”效应，线下与线上社群的“抱团”极化现象使得公众从简单的“社会表达者”升级为复杂的“社会行动者”。宏观层面，各种关于政府的既有民间认知、流行性假设、非理性有罪推定、各种真假莫辨的阴谋论、各种充满戾气的仇恨言论便会因为重大突发事件的爆发与政府应对的疏漏、迟缓、失范而在各种数字媒体上不胫而走，甚至甚嚣尘上，勾起种种的“互联网记忆”，将重大突发事件的应对推向“泛情绪化”“泛道德化”“泛政治化”。如有学者指出的，重大突发事件的群体传播“改变了以往社会权力结构，使得依靠公共舆论维系的市民社会经过个体的反抗与‘可见的积聚力量’及面向权力的围观与凝视，有着逐渐取代以往的权力引导舆论的传统社会的趋势，导致了话语权力的变迁和传统认同危机，同时也重构了新的以对话代替对抗的群体认同模式”。

　　如前所述，所谓“他者”，分为类型化的两类行为体：一类是国家或国家体系；一类是超越国家的世界主义者。两类行为体的行动目标与逻辑各不相同，但都导致同样的结果，即以“他者”身份来表达与建构国际关系中所在国的国家认同。

　　有学者将这两类“他者”的影响作为“多民族国家中对国家认同构成或引发挑战的因素”之一，“国家认同不仅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内容，而且对于其他国家实力的形成和长远发展具有基础性影响。因此在国家间竞争和博弈日渐激烈的情况下，攻击多民族国家的国家认同，也越来越被作为一种有效手段广泛使用。如亚历山大·温特所谓的“反思式评价”或“镜像反映”，国家体系中的“他者”出于竞争战略的需要，以政治媒介化来抢夺重大突发事件的命名权、话语权，瓦解所在国对突发事件的定义与判断，并以国际体系所谓国际通行的框架或规则名义对突发事件进行反向命名、戏剧化甚至污名化，给国家认同带来潜在的合法性损害。

　　概而言之，国家体系中的“他者”将突发重大事件作为一种机会（chance）或潜能(competence)。“他者”国家体系对中国国家认同的风险在于试图针对国家认同第一层次含意即国家本身的“同一性”或“不变性”所产生的危害性状。至少从深层次而言，“他者”试图改变的是通过重大突发事件的报道、评论或观点的扩散，威胁中国自身的国家属性的定位，包括国体、政体、主权乃至在涉台、涉疆、涉港、涉藏和南海等方面所暗藏的各种战略性目标。从“认同”这一概念最基础的“同一（sameness）”意义上，国际体系中的他国所进行的重大突发事件的媒介化传播，是对中国国家认同核心与基础也即所谓“中国性”的“去概念化”或“解概念化”（deconception）。而在持续的“解概念化”的报道与评论中，中国公众作为“地方语境中的行动者的自我，不仅受区域力量的形塑，而且同等地受全球化力量的雕刻；并且在自我的模塑过程中，自我作为微观力量也参与到地方力量和全球力量的建构中”，有可能将自己国家层次的认同对象进行偏移、移位甚至转向、投射到他国之“国家性”上，中国的国家认同因而会受到所谓“全球认同”或“他国认同”之渗透与辐射的风险，出现所谓“逆向认同”与“反认同”问题。

　　属于“他者”国家体系的还有数量可观的智库、国际组织以及对中国政党、政府持批评态度的所谓异见人士。这些政治行动体尤为热衷国内热点事件、公共安全事件，往往借机批判国内社会治安状况，甚至攻击中国的政治-法律制度。

　　世界主义者从属于“他者”体系，以环境保护、人口危机、粮食问题、战争、等重大全球危机为主要关注对象。在这些方面的重大突发事件中，世界主义者竭力主张一种“被迫共享的社会现实”，“全球化和工业风险的共存缔造出一个‘无论好坏，我们都共享’的时代”，强调“在世界风险社会中，没有外部”。这种“共享”强调“超国家”的道德、经济和政治关系，对国家认同的负面影响自不待言。

　　曼纽尔·卡斯特认为，多媒体商业网络的所有者，“必然是网络社会的掌权者，因为是他们编制了具有决定性影响的网络，这包括了传播网络的元网络，以及引发概念变化的网络，借助它，我们可以感受、思考、生活，选择屈服或战斗”。平台型媒体利用自身技术、主体、创新、集聚等独特的属性形成算法异化和“技术利维坦”，也即“平台作为技术与资本逻辑结合的产物，在资本本质与资本逻辑主导的资本无序扩张下，其异化也会制造出各式各样的风险，表现为一种破坏性的文明风险，使得国家治理面临重大挑战”。

　　一方面，平台型媒体为公众分享和讨论重大突发事件提供了公共空间。突发事件的应对与处置在平台上的“众声喧哗”使得平台型媒体成为信息、意见与观点的集散地，但算法逻辑可能促使平台型媒体偏好各种“耸人听闻”“哗众取宠”的事件信息、观点或评论，甚至各种“错误信息、虚假信息、后真相、深度伪造等以实现某种经济或意识形态利益而故意策划与制作的信息”也被整合到媒介的“事件逻辑”中去，“影响传播的公平和多样性，促成非理性的公共舆论和诱导非理性的信息行为”。另一方面，跟随这种“事件逻辑”，由于平台型媒体自身在技术、参与、互动、创新尤其算法逻辑等方面的特殊优势，其在重大突发事件中的聚集性、影响力和盈利能力取代了原先作为党和政府喉舌的机构媒体。“算法在内容生产、渠道分发、关系建构以及价值塑造层面嵌入传播，使传统媒体内容生产、控制信息等权力转移到平台媒体”，使在国家认同建构中一直被视为“左膀右臂”的机构媒体面临着在公众心目中“失势”“失语”“失声”的尴尬局面。

　　以上分析表明，具有物理空间特征的重大突发事件的爆发，启动了社会秩序链条上的“蝴蝶效应”，国家与国家秩序面临着“一系列松散联系的实践碎片”的巨大冲击，代表性行为体共处于即时性的信息链条中，其各自的应急感知、处置机制与话语框架都可能引发公众的“集体忠诚冲突”——“对传统的准国家单位的忠诚同对国家的忠诚和国家的目标发生冲突”，从而对国家的历史-文化、政治-法律等既定的国家“同一性”结构产生或可能产生损害、损失或危机，进而爆发“多民族国家内的不同民族群体或族裔群体是否认同国家的问题”。

　　贝克曾经基于其风险社会的理论构想，声称奉行零和游戏的逻辑对于帝国、超级大国、殖民主义、经济文化上的帝国主义、独立的民族国家与军事集团“发生贬值”或“失去了说服力”。约瑟夫·奈则反对这种世界主义的乌托邦色彩，他认为：“迅捷而深远的社会、技术和经济变革带来了跨国认同、国家认同和次国家认同的错综交织。这些认同交织在一起，颇具张力。鉴于传播的瞬时性，它们能够促使潜在的紧张关系转化为突然的冲突。”从这一意义上而言，重大突发事件给予帝国主义、超级大国、殖民主义、民族国家与军事集团“幽灵再现”以机会，是此类政治行为体借助技术“脱域化”之后的重新结构化与再聚合，国家认同建构由此蒙上各种不确定性、解构化阴影，需要在学理上与实践上高度重视。

　　本文刊于《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6期，第175~185页。为阅读方便，此处删去了原文注释和参考文献。如有媒体或其他机构转载，请规范引用、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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