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将大人宠宠我人类学是一门在寻求人类社会文化共性基础上，重点关注本文化以外的“他者世界”的学科。该学科起源于西方殖民者在拓殖过程中因接触“异族”“蛮族”而产生的惊讶和好奇，在对西方中心主义的反思和摒弃中完善，如今已发展为一门观察和反省人类自身的基础性学科。

　　立足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正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在我国从全面小康向全面现代化迈进的关键时刻，人类学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人类学对于异文化的理解和包容，对于己文化的审视和反思，有助于对内促进民族领域基础理论问题和重大现实问题研究，对外增进人类文明互鉴、促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当下和未来的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全面进步。基于这一时代背景，中国人民大学主动衔接国家战略所需，成立人类学系。人类学系与全国具有代表性的人类学教研机构在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未来发展等方面充分研讨并达成共识，以国内外人类学学科发展和学科建设的历史和现状为依托，以建构中国人类学自主知识体系为己任，守住根本，面向未来，为建设一流的人类学学科共同努力。

　　随着经济和技术领域的变革，社会结构、社会心理和社会文化也随之产生变化，现实状况的更新呼唤着哲学社会科学领域新认识和新知识的出现。人类学作为一个舶来学科，知识体系很大程度来自西方，与中国传统的知识体系有很大不同。人类学本土化的过程漫长且复杂，而蕴含在中国社会原生脉络的人类学理路还未被充分挖掘。在新时代背景下，在人类学领域建构有中国特色的自主知识体系，既是中国人类学界的使命，也是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人类学自学科发端就拥有强烈的家国情怀。20世纪上半叶，以本土农村、民族、宗族、边疆等为研究对象，以社会作为国家研究的前提，以爱国救亡为目标和底色，是中国人类学发展脉络的独特之处。此外，留洋知识分子记录留学时的所见所闻，比较中西文化异同，是以中国视角研究世界的早期尝试。总体来说，中国人类学的研究方法来自西方，但嵌入在方法背后的思考与中国现实以及本土思想体系密不可分。在人类学恢复重建后，费孝通在反思中国文明自身及与世界其他文明的关系时提出“文化自觉”思想，旨在从中国特有经验中探索本土知识体系，寻找从根本上反思西方中心主义的可能性。因此，中国人类学应开拓出一条自主建构与吸收借鉴相结合，具有标识性概念、原创性理论、独特研究范式的自主知识体系道路。

　　学科是一个社会中思想和理论生产的重要基地和载体，学科建设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思想建设、理论建设和软实力建设，知识体系建设和学科建设密不可分。审视人类学学科建设的得失能够直观地呈现当前中国人类学学科发展的现状。在学术研究、社会服务和人才培养方面，中国人类学均有丰富的经验，也面临着不小的挑战。

　　在学术研究方面，无论是开拓创新还是立足传统，国内人类学均有成功的经验积累。城市化的推进和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为人类学带来了新的发展空间。技术进步不仅为已有的医学人类学、影视人类学等领域带来人类学研究方法革新甚至研究范式的转变，还有助于数字人类学、商业人类学等新兴分支学科的发展。在传统研究领域，无论是国内的民族研究，依托边境开展的跨文化比较研究，还是以中国以外的社会为研究对象的海外民族志或域外社会研究，国内人类学教研机构均有稳定而优质的成果产出。但不可否认的是，当下人类学研究仍存在照搬西方理论解释本土现象的状况，人类学高质量、创新性研究的匮乏使得人类学的标识性日渐式微。

　　在社会参与和社会服务方面，人类学积极发挥参与和介入的学科特性。从社会建设到政策倡导，从国内到国际，人类学的社会参与立体而有效。第一，人类学院校与地方政府积极开展实践教学合作。如中山大学、厦门大学、云南大学等高校在全国建立数十处人类学田野调查教学实践基地，为当地发展建言献策。第二，人类学师生与相关专业机构建立密切联系。如中山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高校与护理、安宁疗护、心理咨询等领域的医疗机构合作，从专业角度为相关群体提供帮助；南开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高校参与或成立公益组织，开展关于志愿服务、服务学习、公益慈善等在地实践，在服务社会的同时反思问题、创新方法。第三，人类学的社会知晓度不断提升。复旦大学等高校通过定期举办人类学开放日和人类学公共教育活动，向社会各界宣传、科普人类学，增强人类学的影响力和知名度。第四，人类学学科建设充分发挥地域优势。西部地区人类学系所积极响应“一带一路”倡议开展边疆社会治理研究，积极参与政策的制定和评估。人类学教研机构与政社组织已经建立起良好的共同体关系，既能促进学科发展和进步，也能将最新的人类学研究成果应用于国家和社会建设的各个领域。

　　在人才培养方面，人类学呈现机遇与挑战并存的状态。人才培养面临的最大挑战来自本科教育。承担本科生培养任务的人类学系屈指可数，全国年均招收人类学本科生不足百人，本科教育薄弱不仅动摇学科建设的基础，还增加后续人才培养难度。此外，学科定位和课程设置模糊不清。虽然人类学有体质人类学、语言人类学、考古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四大分支，但如今生物学、语言学和考古学都有独立且强劲的发展，许多和人类学有关的分支学科散落在这些独立学科下，难以形成以人类学为核心的分支学科群。不过，令人欣喜的是，中山大学、厦门大学等高校将田野调查融入本科生培养，收获了积极反馈。

　　在师资团队方面，人类学专业人才短缺。目前，西北高校中这一情况较为明显，科研和教学力量相对薄弱。如果能够建立以京津、长三角为中心，向西部辐射的人类学人才梯队，中国人类学将会拥有一支结构完整、力量强大的人才队伍，有利于人类学学科在不同地区间实现可持续发展。

　　当前，国内人类学教研机构因地、因时制宜，在建设和发展中积累起诸多经验。在人类学学科发展进程中应突破现有桎梏，如在人才培养上，需将传统与创新相结合，建立更加鲜明的学科定位；在师资团队上，补充师资的同时加强人才梯队建设；在学科共同体构建上，加强基础设施平台和优质公共产品的建设，并建立全国共享机制。

　　知识和学科的发展与建设不能一蹴而就。实现人类学的全面发展，必须化危为机，以建构中国特色人类学为目标，进行长时段多维度的尝试和探索。

　　第一，中国人类学应发展马克思主义人类学。马克思主义始终探索社会变迁和发展的规律，为历史上人类学理论流派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思想资源。在国内和国际都面临新局势和新挑战的新发展阶段，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建设有中国特色、有解释力的理论体系，无疑能为中国人类学提供有力的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思维工具。

　　第二，中国人类学应与时俱进，以开放的心态和积极的行动保持和其他学科、其他领域的合作。人类学应以自己独特的方法和思维作为合作基础，积极与其他学科进行交叉研究，保持医学人类学、影视人类学等已有优势分支的发展势头，同时建立与未来社会息息相关的新学科分支。人类学还应发扬自身的介入性优势，与社会各领域积极合作，以行动人类学的姿态躬身入局，以建设“迈向人民的人类学”为使命，在研究的同时以行动推动人民发展和社会进步。

　　第三，中国人类学需要回归初心，积极推动世界人类学的建设。如南京大学杨德睿所言，人类学应当回归探索异文化的初心，为满足中国读者的兴趣走向世界探索和解释异文化，这需要中国人类学者积极参与全球事务，在国际人类学界建构和输出有中国特色的人类学观点。清华大学景军倡导学界研究“全球南方”的发展中国家。“全球南方”蕴含着巨大的去殖民化、去学术种族歧视、促进认识论多元化的潜力，南南对话也将成为东西方对话后新的学术重心，可为检视并反思西方理论、寻求中国特色的人类学学术话语体系提供广泛的可能性。

　　（作者富晓星、姜如璋，分别系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研究员、人类学系教授；中国人民大学人类学系博士研究生。原文刊载于《中国社会科学报》2024年5月7日第6版。）

　　原文链接：[中国社会科学报]富晓星、姜如璋：面向新时代：人类学的使命与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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