森孝子中国古代有很多农动，每一次运动都会对社会产生很大的作用。但是，并非每一次农动都是先进的，也很难判断农动对生产力的推动作用。

　　在古代，农民始终都是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人，也是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人。他们要交赋税，还要服兵役、徭役，而田里的庄稼大多靠天吃饭，即便有了水车等灌溉工具，也并不能有什么太好的改观。田里粮食丰收了，农民们照样吃不饱，要是赶上灾害，或者赶上皇帝横征暴敛，就有可能引起民变。农民本身生活并不容易，只是土里刨食，没有商人的聪明，也没有官员的养尊处优，只能依靠粮食生存，而生产出粮食之后，会拿出很大一部分作为赋税，交给皇帝。如此一来，遇到饥荒的时候，向来“民以食为天”的传统就会被打破。遇到天灾人祸，农民没有吃的了，要想生存下去，就要抱团取暖，反了皇帝。虽然是铤而走险，但起码可以吃大户，可以抢夺粮食，不至于饿死。也就是说，他们起义的主要目的就是求生存，而不是建立什么民主的国家。即便有一些农动领袖有一定的雄心抱负，也只是要把皇帝推下宝座，他们来做皇帝。

　　如果从是否推动生产力发展的角度来看农动，那么几乎所有的农动都没有推动生产力的发展，也没有提出过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先进思想，当然也没有提出有别于建立君主专制王朝的政治理想。历代的农动由于缺乏先进的思想作指导，只能归于失败。即便推翻了原有的封建王朝，也不过是建立另一个封建王朝，并没有太大的区别，农民也没有翻身得解放。原来的领袖成了皇帝，原来的大将成了功臣，原来的农民还是农民，没有什么改变。假如杀人悍匪带领一群绿林强盗起义，真的成功了会怎么样？盗跖成功了，恐怕还不如原来的君主，而陈胜、吴广起义成功，也不过是继续装神弄鬼而已，耽于享乐，而不思进取，事实上，他们起义的失败和目光短浅有关系，也和耽于享乐的思想有关系。他们只是想图个一时痛快，却没有真正的革命纲领，也没有建设性的治理国家方案，最终归于失败。假如刘黑闼起义成功，不过是一个军阀再次统一国家而已，并没有太多的进步。假如黄巢起义成功，也不过是做几天皇帝，而为了胜利，杀伐太重，甚至直接到了人食人的地步，却不是老百姓希望看到的。假如《水浒传》中的梁山好汉起义成功了，把大宋的皇帝推下宝座，会产生什么好的结果吗？宋江、卢俊义等人会不会制定利国利民的治国方针？当然不会，而是会分封诸位兄弟为王，让他们跟着自己享受体制内的好处，而不会顾及老百姓的死活。从他们起义的时候就看得出来，本来是劫富济贫，但他们只是劫富，却不济贫，当然就会积累很多财富，但对于改善民生没有任何帮助，甚至有时候还要下山扰民。

　　宋江等人的反叛是“”的典型，而不是主动造反。也就是说，老百姓希望安安稳稳过日子，希望安居乐业，不要经常被逼迫，被压榨。而官府并非那么认为，要私自加税，还要拼命搜刮，只要老百姓不叫苦叫累，就算是天下太平。即便有老百姓敢于叫苦叫累，敢于大骂官府，也改变不了现状。官员会找衙役们逮捕敢抒不平之气的老百姓，把他们关进大狱，也就没人敢说了。当然，这是太平时期，要是遇到了饥荒和战乱，官府的治理能力就会大大下降，只能用轻徭役、减赋税的方法改善官民的对立，但不能改变生产关系，也无法改变官府压迫和人们反抗的对立事实。当官员逼迫老百姓到了极点的时候，就是起义爆发的时候。老百姓忍无可忍才会揭竿而起，造反也就变得顺理成章。他们为了生存要造反，总不能活活饿死吧？总不能洗净了脖子让人家砍一刀吧？反了还有生存下去的可能，不反就只能等死。于是，遭遇困境的农民纷纷起来造反，但造反并不等于一定具备进步性，可能带有很大的盲目性和破坏性，规模越大对生产力造成的破坏力也就越严重。即便地主阶级在农动面前做出了让步，也不一定会对封建体制形成什么大的改观。王朝变迁只不过是封建体制的延续，并没有改变农民被压迫被剥削的事实。也就是说，几千年的封建体制造成了生产力发展缓慢的问题，即便农民起义爆发了，也只是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王朝的统治，却并没有改变整个统治秩序，政治上更是没有改变君主专制体制。

　　马克思说太平天国：“除了改朝换代以外，他们没有给自己提出任何任务。他们没有任何口号。他们给予民众的惊惶比给予老统治者们的惊惶还要厉害。他们的全部使命好像仅仅是用丑恶万状的破坏与停滞腐朽对立……”太平天国的意义在于“破”，而不在于“立”。倘若让洪秀全做了皇帝，似乎比封建帝王更加集权和专政，当然也不一定进步多少。但不可否认的是，太平天国运动为以后的改良和革命扫清了一定的障碍。或许，这就是农动的真正意义所在，屡次出现，屡次为以后的改良和革命创造条件，不管成功还是失败，都是一种革命的精神在传扬。要说没有先进阶级做领导而全盘否定农动，当然是错误的。虽然农动不一定具备先进性，但可以为以后具备先进性的改良以及改革甚至革命铺通了道路，让人们看到更多的可能。这就是农民起义的真正意义所在，也是革命精神薪火相传的实质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