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煮纺大王赓武，著名历史学家，曾任马来亚大学文学院院长、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讲座教授、香港大学校长、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最近，上海译文出版社推出上下两册王赓武自传《家园何处是》《心安即是家》，引起学界关注。

　　羊城晚报：看您年轻时候的照片帅气阳光，风华正茂，回顾人生，有什么遗憾、后悔吗？

　　王赓武：后悔没有和娉婷（林娉婷，王赓武太太，1933-2020年）两人多出门旅游。

　　王赓武：我出生于印尼，在马来亚长大，南京念大学住了18个月，回马来亚共住29年（3年留学伦敦），澳洲坎贝拉住18年，香港10年，1996年迁居新加坡至今。可说心情接近南洋或东南亚人。

　　羊城晚报：虽然在中国只是生活过短短的几个月时间，但受影响却很大，为什么？

　　王赓武：因为华夏文明成为一本读不完的“百科全书”，不管从哪一本开始看，似乎都有意思，跟我生活离不开。

　　王赓武：生为“南洋华侨”，后来成为“外籍华人”，当然有影响，不过，每个人的经验都不同。要看你是哪个区域生长，当地是什么样的民族国家，它的核心文化跟华夏文明差距多大。因素很多，很难一概而论。

　　王赓武：原因相当复杂。我主要兴趣是中国历史，主要研究是从中华古代史开始。

　　但是在马来亚大学教书，看到当地华人面对的政治认同问题，无形中参与讨论华人身份问题，又不得不注意到，东南亚其他地方华人社会不同的状况，以及面对不同的建国政策，因而注意到“华人移民经验的历史背景”。

　　王赓武：两者有相互关系。文学家的灵感，能帮助史学家接触到一个时代的灵魂，而不全被档案文件限制而受捆绑。

　　羊城晚报：看到由庄园编选的三卷本《中国语境的王赓武》，收集您1970年-2020年之间的学术论文和演讲报告。在做一个纯粹书斋式的学者和面对公众的知识分子之间，应该如何平衡？

　　王赓武：这是庄园女士苦心收集而成，非常感激她。三卷本跨度前后50年，来自学刊、杂志的文章、演讲报告，有些是一时的想法，不能当作有系统的学术成果，不是什么“新学问”，或属于“公众知识分子”的作品。

　　羊城晚报：您曾在新加坡、澳大利亚等地任教，曾任香港大学校长、台湾“中研院”院长，对这些地方的学术环境感受有何不同？

　　新、马的两所大学重视如何建立一个多元民族的独立国家；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要了解邻近的亚洲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港大原是“为中国而立”，又有“全球化”的理想。21世纪的新加坡国立大学正在尽力“全盘现代化”。

　　王赓武：最理想的大学教育，学与教应同样重视，教师认真做研究，教学水平不断提高；当然也要考虑国家与社会的利益。至于如何学习，则不管任何问题，都要求实、准确，不偏不倚；处理学问者，不要由政治需要来制定一切。

　　王赓武：学者要有责任感，学术环境则应该尽量地让研究人员自由去追求真理，增强他们的学术作用。

　　王赓武：原始史料最重要，能明白大体背景，才可能解释清楚。功不在下定论，而在使得读者看到比较可靠的知识，能避免误解。

　　羊城晚报：《史记》是一部历史著作或文学著作？所谓的“二十四史”是否可作信史来看待？

　　王赓武：《史记》虽然是历史著作，但文字之美，一般史学家达不到。“二十四史”当作正史，是官方用来帮助后代“治国平天下”，选用的史料有目的，要后代王朝的成功，避免失败。

　　王赓武，著名历史学家，现为新加坡国立大学特级教授。祖籍江苏泰州，1930年生于印尼泗水。南京中央大学外文系肄业。新加坡马来亚大学历史系毕业。1957年获伦敦大学博士学位。曾任马来亚大学文学院院长、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远东历史讲座教授、香港大学校长、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2020年，获选为唐奖第4届汉学奖得主。

　　王赓武先生既是历史学家，也是文学通人，他的《1800年以来的中英碰撞》一书，充分注意到英国史学家阿瑟·韦利研究史学问题往往通过“揭开中国诗歌的神秘面纱，将中国诗歌领入英语世界”，于是成就了他自己的“伟大的转折点”。

　　王赓武先生不是一般地引用文学资料佐证历史，他作为历史学家真的是非常懂得文学，了解文学的效能。

　　他分析出韦利对中国文学的学术开发是“独辟蹊径，与中国人进行深层次的心灵和审美的交流”，说明这位英国学者的这份文学情感可以“对中国的思想、语言和艺术产生咒语般魔力”。

　　的确，文学在历史和历史关系中所起的作用乃是心灵沟通、审美交流，它当然不是宏观结构意义上的环节甚至节点。

　　文学以及艺术从来不具有历史环节甚至某种节点的意义，“四面楚歌”的故事充其量只是烘托当时楚汉决战的气氛，其作用不过与楚霸王的“虞姬歌”相仿，实在难以构成那一段大历史的某种环节。

　　但是，文学艺术可以为它所承载的任何一段历史，任何一段历史环节，任何一个历史节点上的人物、事件、细节注入灵魂，注入生命的因素，注入血脉和水分，使得历史免除叙述的干瘪、僵硬和生命感的空乏。

　　于是，历史学家王赓武一直重视文学因素的活性调动与良性激发，他自己实际上就是一个优秀的作家，他的《家园何处是》等回忆录就是用优美的散文笔法进行个人叙写的生动的文学篇章。

　　他非常重视史学叙事中的文学艺术成分，他所主持的几个重大历史研究项目中，文学因素的开发都占据突出的位置。

　　王赓武先生研究历史时注重文学，还因为他比其他历史学家更清楚地知道，特别是他极为擅长的移民史研究，需要大量引入语言因素，而与语言因素最近切的就是文学。

　　王赓武先生是当代学界华人史特别是东南亚华人移民史研究的第一人，他超卓的学术建树在于他对华人的身份认同以及与此相关的理论问题的创造性探索，而这样的探索都与文学表现与语言表述密切联系在一起。

　　历史学家苏基朗在为王著《天下华人》所作序言中指出：“王赓武先生的突出贡献在于他对海外华人的身份认同本身所作的系统性分疏。”他厘清“华侨”及“华侨圈”两词的含混意义，指出其不但不适用于海外华人，并且容易引起非华人的误解。

　　基于对西方历史文化的深度理解，他也对英文“China”“Chinese”“Chineseness”等一系列近代输入中国的概念，从事历史的剖析，以说明其随着当代政治经济的变动无常而产生多元多变的内涵，故此不能简单地望文生义。他提倡的“海外华人”（Chinese overseas）一词，也已渐为学界所通用。

　　毫无疑问，“海外赤子”式的对于祖国认同、亲近的心态对于海外华人来说是一种巨大的真实，这种真实需要巨大的历史环境及其所构成的巨大的历史环节支撑。

　　但在非“巨大命运”时期，在仅仅适合于微叙事的时代，人们一旦习惯过平常的日子，所在国和居留国的政治经济生态和文化生态才是切身的，现实的，富有直接影响力的。这是一种历史的辩证法的呈示。

　　阐述历史学家王赓武及其历史学术与“中国语境”的关系，其中最重要的内容以及最富有启发意义的警示便是海外华人祖国与民族心态的“巨大”与俗常的领悟。

　　如果只从文学式的想象切入，一直伴随着“海外赤子”式的旋律，在大量小说和诗歌的表现层面理解海外华人，就不可能真正理解海外华人复杂的然而又是合理的心理状态和现实伦理。王赓武先生以他的等身著作让我们懂得了如何真正理解海外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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