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生之数字天朝大量媒体评论的出现，标志着由《读书》最早倡导的“公共学术”在中国的全面崛起。但在“公共学术”崛起的这一轮浪潮中，《读书》几乎是失语的，它也没有认知到自己曾是“历史的先声”。

　　《读书》杂志换帅引起人们关注。《读书》创刊以来，在知识分子中享有它的地位，很重要的原因，是因它最早把“公共学术”这一理念，带到了读者面前。它的定位是“以书为中心的思想文化评论”，但它的目标一直是致力于知识分子与民众的公共交流。它既不同于学术刊物，也和面向大众的报刊杂志有所区别，它以广义的读书人为对象，试图建立的也是知识分子和社会的知识共识。正是这一独特定位，使它创刊后，很快获得了知识分子和读书人的普遍尊重。从陈原、范用，到沈昌文时代，作者即有金克木、董鼎山、黄裳、张中行等老一代作家和学人，也有刘军宁、赵一凡等新一代学人。他们的文风或优雅考究，或犀利生动，既有文学性，也贴近社会现实，获得读者的共鸣是必然的。

　　社会和学术的多元、复杂，使不同学科的知识分子，对社会的认知会有很大差异。《读书》所倡导的公共学术，想打破屏障，从不同的专业角度，从不同的利益阶层，来关注不同的公共事件，使读者能打破那些因体制或阶层带来的盲点或成见，让每个人的认知更接近社会事实的真相。

　　《读书》既关注知识界的变化，也同时直面公众，注意探索与民众相关的公共知识和福祉。《读书》当年之所以在读者中，享有很高的精神地位，与它对“公共性”注重不无关联，一方面是问题的公共性，一方面是学术和写作话语的公共性。早年读《读书》，一个最大的感受是，在这里文史哲是不分家的，写文学的人懂得历史和哲学，写历史的人也有很好的文学性，很有点中国古典学术的气息。

　　1996年汪晖执掌帅印后，风格大变，学术性似乎增强了，但“公共性”大减。这里的公共性即包括话题的公共性，也包括文风的公共性。原本的那种文史哲不分家的气息没了，派别立场、学科界限越来越明显，文风也变得晦涩艰深，原有的文学性几乎消失殆尽。对《读书》来说，这实质是一种倒退，从“公共学术”退化到“纯学术”，杂志变得不伦不类。虽然这和上世纪90年代知识分子的共识破裂有关，但更重要的是和主编者对“公共学术”的理解偏差有关，使其不再注重寻找和培养像金克木、董鼎山一类的学术“中间人”。过去活跃在《读书》上的那些公共学术的写作者渐渐消失了。

　　新世纪后，大众传媒的一个变化，对《读书》吸引作者、读者也构成了很大影响，这就是各报刊大量评论版的诞生。既有时政评论，也有思想文化、读书、影视评论。从最早的《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中国青年报》，到后来的《新京报》《东方早报》都是其中的佼佼者，打破了《读书》“公共学术一家独大”的局面。大量媒体评论的出现，标志着由《读书》最早倡导的“公共学术”在中国的全面崛起。但在“公共学术”崛起的这一轮浪潮中，《读书》几乎是失语的，它也没有认知到自己曾是“历史的先声”。

　　一个时代的学术共识，不仅与它的思想语境和社会体制有关，也与传媒技术的演变有关。现在越来越多的学者愿为报刊或网络撰写一些不被学术体制认可的文章，也意味着对公共学术的认同。这种公共学术的崛起，与中国传统学术经验与人们对《读书》的期待也是呼应的。中国传统学术强调的是文史哲不分家，强调的是“文以载道”。在汪晖离开后，《读书》虽然在多元化、可读性上做了很多努力，但对“公共性”的挽救仍显不足。

　　从这个角度看，《读书》的日渐式微，或许是一种必然，因为它同时标志着公共学术在中国人生活中的全面崛起。它表明民众对公共事务的巨大热情，社会的转型和社会价值观的确立，公共学术都将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读书》最早给一批老知识分子提供了平台，使他们打破了平庸和墨守成规的学术方式，把发现真相、捍卫社会良知当做自己的责任。在今天的这场公共学术崛起的洪流中，仍然期望《读书》能珍视它曾经的地位，鼓励更多的知识分子，加入到公共学术这一洪流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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