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se123在湖南博物院的库房里，研究馆员喻燕姣打开一个箱子，提醒我们戴上口罩，小心翼翼地观看铺在一张宣纸上的碎帛片。从那些已经非常小的帛片上能看到用以分隔帛书内容的墨钉，分隔文字的黑色的乌丝栏，有的残片上还能看到朱砂写成的残字和墨色图案。这已是1974年马王堆三号墓帛书出土以来，所能搜集到的最后一批尚未公开发表的帛书残片。然而，要将这些碎片拼缀到帛书原来的位置，则近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何谓帛书？顾名思义，就是写在帛上面的书。帛是用于书写的丝织品的通称，主要代指绢、缯、缣等几类。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教授陈松长，曾任湖南省博物馆（今湖南博物院）副馆长，长期研究马王堆帛书。据他的研究，“马王堆帛书的质地都是平纹绢，绢面平整细密，大都呈黄褐色，也有呈深褐色者”。人们常说“书于竹帛”“名可垂竹帛也”，可一直不清楚帛书实物是什么样子。尽管早在1942年，长沙子弹库楚墓中曾被盗掘出土一件战国楚帛书，1946年被文物商人骗至美国，后辗转入藏美国弗利尔美术馆，长期不见天日。正是马王堆帛书的出土，才让多数人第一次认知到帛书的真实面貌。

　　这批帛书共计10万多字、50余种，分别抄写在宽48厘米的整幅帛和24厘米的半幅帛上，组成一座不折不扣的汉初“地下图书馆”。其中既有《老子》《周易》《春秋事语》《战国纵横家书》这样的经史类著作，还有一些被研究者称为《黄帝四经》、术数方技类的反映黄老道家思想的著作，以及大量关于养生保健的医书。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主任刘钊，是2008～2014年《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项目的主要负责人。他说，三号墓主人利豨随葬的这些帛书，“震惊了整个学术界，它给我们展示了一个当时的私人图书馆。墓主人是一个30多岁的将军，因为长沙这个地方与南越国接壤，处于西汉王朝跟南越国对峙的军事前沿，那么他很可能是率兵跟南越国打仗的一位将军。很显然这位将军的文化程度很高，他随葬的书就是他平时常看常用的书，结果发现它包含的内容这么丰富，实际上《汉书·艺文志》记录的六类图书都有，为我们提供了当时汉代思想文化比较完整的面貌”。

　　然而，人们对这批帛书的认知，是伴随着对其漫长的拼缀释读工作而展开的，某种程度上，这一过程是没有止境的。那么，马王堆帛书的整理过程为何如此艰难？50年过去了，这批帛书的整理研究有何最新进展？回答这些问题，需要回到1974年三号墓帛书的出土现场。

　　帛书出土于三号墓东边厢的一个长方形黑色漆盒中，根据发掘者的回忆，漆盒的上层放置了丝带和一束丝织品，下层五个长短大小不等的方格中，其中靠边的狭长格子里放置着四种医简、两支竹笛，和后来被确认为《老子》甲本及卷后四篇古佚书、《导引图》《去谷食气》《阴阳十一脉炙经》乙本的帛书；其余帛书则呈长方形叠在一起，放入一个最大的长方形格中，帛书下压着一只已成干尸的青蛙。还有一个长方格中放有一个牡蛎壳，另外两个长方格则空置。

　　88岁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研究员白荣金，当时被派往现场负责文物的提取处理。据他回忆，最先提取的是狭长格子中存放的医简，大家经过商量，确定用提吊的方法，先用丝线把竹简固定住，把它吊出来后马上固定。由于并不知道医简下面还有以卷轴形式卷在木条上的帛书，因而下面的《导引图》《老子》等帛书被戳烂了，也为日后的整理工作带来了很大的困难。

　　叠放在另外一个长格中的帛书，由于长期浸泡在水中，严重粘连，看上去更像一块黑乎乎的“泥砖”。负责帛书揭裱工作的故宫博物院书画装裱大家张耀选，在1982年发表的《关于马王堆三号墓出土的西汉帛画、帛书的装裱》一文中回忆：“最后在漆盒一格内发现一厚叠已成‘泥砖’状的绢帛，面积22厘米×16厘米，厚高8厘米。这一‘泥砖’四边只比格小一点，连手指都不能插进，用手抓和用工具取都会损伤‘泥砖’。我们先在上面盖一张水油纸，后垫一块棉絮，再从盒内取出，分装六个塑料袋，先用环氧乙烷消毒后，袋内灌入氮气密封，隔绝了空气，外装木盒运故宫博物院修复工厂后逐一开封施工。”

　　白荣金说，帛书出土后，当天就被运往了北京。由于帛书都是叠得很紧的小块，白荣金建议在帛书揭裱时一定要有考古人员配合作记录，“因为张师傅虽然是裱画的能手，可是缺少考古学的一套记录方法，拼对起来就难了”。然而这一建议当时未被采纳。

　　张耀选回忆揭剥帛书的过程：“将‘泥砖’放入较深的瓷盆内，用蒸馏水浸泡，借水的浮力揭开，先揭十几叠，十余人参加工作，每人负责一叠的揭剥成单片，共揭出400余片。”

　　尽管他也对揭剥开的每片帛书进行了编号，可由于之前就将整块“泥砖”分成了六块，揭剥时又分成了十几沓，帛书的堆叠情况非常复杂，而当时又没有做全程的摄像和拍照记录，还是给后来的复原整理带来巨大困难。限于当时的认知，这份历史的遗憾自然无法苛求任何参与者，却也由此开启马王堆帛书漫长艰难的整理过程。

　　帛书最初的揭裱工作，持续了整整一个冬天。1974年8月，国家文物局组织成立了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办公地点就设在当时文物出版社所在的北京沙滩红楼。那是一个出土文献大爆发的时期，此前两个月，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成立，负责整理两年前出土的，包括《孙膑兵法》等古佚书在内的一批竹简。马王堆汉墓帛书小组成立后，队伍不断扩大，汇聚了唐兰、张政烺、商承祚、顾铁符、朱德熙、裘锡圭、李学勤等一批著名的古文字和古文献专家。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周世荣曾参与帛书整理小组的工作，完成了《导引图》的整理拼缀。据他在2011年口述回忆，当时将帛书的原件存放在故宫，平时大家每人用一套帛书照片的复制件来拼缀，拼完之后再交给故宫重新装裱。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整理小组的许多专家都是刚从各地干校调回，因此也格外珍惜这样的工作机会，小组内部很快形成一种热烈的工作氛围。负责小组工作的时任文物出版社总编室主任韩仲民在回忆文章中描述已经70多岁的唐兰拼接帛书时的情景：“不用年轻人帮忙，把照片放在靠近膝盖的地方，身子稍向后倾，聚精会神地使用着剪刀。那神情，使我想起了一位年迈的慈祥的老祖母，戴着老花镜一针一线地为儿孙缝补衣服。”

　　1976年唐山大地震后，为了安全起见，帛书整理小组将办公室搬到了故宫博物院的城隍庙。1978年，专家们在平反之后都回到了原单位，帛书整理小组也并入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那种集体作战的整理工作告一段落。这一阶段的成果，集中体现在80年代出版的《马王堆汉墓帛书》（一、三、四）中，其中最受瞩目的是唐兰、张政烺、朱德熙和裘锡圭四位先生整理的《老子》甲乙本及卷后卷前古佚书。

　　80年代，马王堆帛书陆续被送回湖南省博物馆。1988年到省博工作的陈松长最初参与库房登记，对帛书的原始记录印象深刻：“我还记得马王堆帛书的残片编号就有76页，每页上面的残片多则几十个，少则十几个。碎片什么概念？就是只有一两个字，你根本就没办法把它拼合复原。”

　　1991年，为了筹备次年举办的马王堆发掘2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陈松长协助副馆长傅举有编辑《马王堆汉墓文物》，负责整理其中的竹帛部分，从此走上帛书的整理研究之路。这也是马王堆帛书中《周易》和《系辞》的图版首次发表，由此引发了围绕《周易》展开的第二次马王堆帛书研究的高潮。

　　陈松长回忆，1996年马王堆帛书小组曾短暂恢复，由李学勤牵头，请了刘绍刚、刘乐贤、周世荣等人一起在北京沙滩红楼开过几次会议。只是那次集中整理，除了《天文气象杂占》的拼缀，并没有产生太多成果。很长一段时间，那些帛书静静躺在湖南省博的库房里。面对学界不断希望整理公开全部帛书资料的压力，2008年，湖南省博物馆与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开启为期6年，也是最后一次集中整理帛书的《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项目。

　　担任这套七卷本图书主编的正是刘钊的老师，最早参与马王堆帛书整理小组的裘锡圭。接手老师们当年的工作，刘钊依然很感慨：“老先生们的特点是什么？他们对古书很熟，对古书的语感很好，当时就找到很多书堆在旁边，随时翻查，现在看来，他们70年代做的那些研究，在古书中找对应的句子字词跟马王堆帛书比较做得相当到位了。不像我们现在有电脑检索系统。”

　　与当年相比，用于拼缀帛书的是质量更好的高清彩色照片。喻燕姣告诉我们，由于帛书的纤维已变得非常脆弱，担心红外照相的热度会伤害帛书，只能采取正常拍摄，为了达到满意效果，博物馆曾先后拍摄三套照片。

　　早在70年代，老先生们仅凭肉眼就已经注意到了帛书中的印文现象，并有意识地用印文进行帛书的拼接和整理。所谓“印文”，是指由于帛书折叠挤压，被印在其他帛片上（极个别的在同一帛片上）的帛书正文（包括文字、栏线、图案和表格等），并非当初书绘而成。印文对帛书的整理颇为重要，一些已经残破不堪的碎片，正是由于在其他地方发现它的印文而得以补缀。学者们由此开始研究帛书的折叠方式。“最开始是一个日本学者研究《五十二病房》的折叠方式，后来我们中心的陈剑老师写过一篇长篇论文专门谈帛书的折叠方式，发现每篇的折叠方式都不太一样。为什么要研究折叠方式？因为帛书的折叠方式确定之后，每个面接触的关系就搞清楚了，有的时候它的印文虽然还有保留但不清楚，但也可以在认字方面起到提示的作用。”刘钊说。

　　帛书中大量出现的空白页，同样引起学者们的关注。陈松长发现，在帛书的原始记录中，被标识为“空白页”的帛片就有98页。经过研究，他发现这些空白页有一类属于专门叠入用以保护帛书的“衬页”，其中以朱色绢覆盖的《周易》和其卷后佚书《二三子问》最为尊贵；以褐色绢边丝帛覆盖保护的，是从《系辞》开始的其他几篇《易传》文献、《老子》乙本及卷前四篇佚书，尊贵程度次之。另一类如《相马经》则属于没有抄完。刘钊据此推测，“我怀疑《相马经》是墓主人曾经比较喜欢的一本书，它原来可能是抄写在竹简上的，死后为使葬品显得奢华，那就换成帛书。由于下葬匆忙，没来得及抄完，这种可能性是有的”。

　　《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是马王堆帛书的材料首次得以全面公开，谈及这次长达6年的整理过程，刘钊说：“主要的突破是有了更为准确的释文，另外我们对每篇帛书都做了注释，以训释字词为主，当然也会涉及思想观念方面的内容。这样就给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一个更为准确的文本。”

　　只是，这一过程远未停止。马王堆帛书最新的集中拼缀整理，则来自刘钊的博士生郑健飞。

　　采访郑健飞前，我已不止一次听过他在博士论文中成功拼缀200多块马王堆帛书碎片的“”。“我改缀了30多处，新拼缀了170多处，所谓改缀，是在老师们2014简帛集成图版的阶段性整理成果中，发现他们有些残片的位置不对，修改了30多处。”电话里，郑健飞纠正了我的说法。

　　进入正式拼缀整理前，郑健飞就跟着导师刘钊参与了《马王堆汉墓简帛文字全编》项目。对这批简帛材料的熟悉，为他培养了老师们挂在嘴边的“字感”，“我们讲读书读得多，文言文读得多，你就会有语感，就像陈剑老师经常讲的，文字材料看得多就会有字感。字感跟语感，是一个道理”。

　　尽管经过之前漫长的整理过程，当2020年郑健飞面对这批帛书的图版资料时，仍然发现有1090多片碎片没有办法完成拼缀工作，老师们只能根据经验，将这些碎片归附到相应的篇目后面，比如其中残破最为厉害的《阴阳五行》甲篇有300片残片，《周易》有200片，《五十二病方》有80多片。

　　根据字体将所有残片进行分篇归类，是帛书拼缀中最为基础的一步。马王堆帛书的文字反映了秦汉之际从篆书到隶书的演变过程，其中既有篆书，又有汉隶，还有介乎篆隶之间、保留篆书部分形体与结构的隶书。“拼缀成功有个很大的前提，就是把残字认出来。秦汉时期的文字，绝大部分都很好认，但碎片中很多字残了，有些残得非常厉害，只剩一点笔画，有些剩的笔画非常特殊，这时候你就得非常小心，因为看得多对字形比较熟悉，一看残字不太对，这个笔画没办法对应，所以就给它改释了。改释之后，再去那些没有拼上的残片里找，你会发现拼上后，改释的字非常吻合文意。所以如果你按照以前的释读，心里有固定的成见，觉得这个字就是这个字，你可能就找不到，很难有新的突破。”

　　与七八十年代的老先生相比，郑健飞将自己取得的进步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拍照技术与电脑技术的提高。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反印文。“以前没有高清图版，仅靠肉眼很难辨识。现在的高清图版，在电脑上用PS打开，水平翻转一下，把亮度和对比度调一调，然后把字形放大，有时候就比较容易辨识出。一旦辨识出反印文，再去残片里找，有时就能取得一些新的突破。”

　　正是靠着这种解谜般的耐心与专注，郑健飞在三四年间成功拼缀了200多片碎片，大大推进了对帛书相关篇目的释读。一次，郑健飞在拼缀《易传》部分的《缪和》篇时，成功复原出一个在秦汉简帛乃至甲骨文金文中从未出现的字形，让他兴奋不已。“说起来字形很简单，左边一个‘日’，右边一个‘元’，由于这部分之前是张政烺先生负责整理的，他当时已经指出这部分内容可以和《说苑》中的片段对应。后来我和陈剑老师商量，他指出这个字就是‘暖’的异体字，古书中，‘暖’字也经常写作火字旁。”

　　而对马王堆帛书的研究来说，拼缀整理依然只是为了给其他研究者提供准确释文的基础工作。利用这些释文，学者们不断刷新着关于秦汉思想史的认识。

　　《老子》甲本卷后佚书，被认为是儒家子思、孟子学派的观点，对理解早期儒家思想非常重要。“荀子在《非十二子》中批评子思、孟子‘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实际上隋唐之后人们就搞不清楚了。这些佚书出来后，人们才知道儒家早期说的‘五行’：仁义礼智圣，实际是指做人的境界，其中仁义礼智是做人的标准，属于低层次；圣是圣人的标准，一般人就是知道人世间的事，只有圣人才知道天道。”刘钊说。

　　《老子》乙本卷前佚书，则被认为是反映汉初“黄老思想”的重要典籍。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指》中说：“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在不少学者看来，这里的“道家”指的正是道家发展史上重要的阶段：黄老道家。由于在政治上主张更加积极入世，同时又有强调养生的术数方技，黄老思想因此风靡秦汉之际。

　　（本文写作参考《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马王堆汉墓发掘与文物整理保护亲历者访谈录》与《砥砺集》（韩仲民著）等书。感谢喻燕姣、陈建明、陈华丽对采访的帮助）

　　《老子》乙本卷前佚书，则被认为是反映汉初“黄老思想”的重要典籍。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指》中说：“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在不少学者看来，这里的“道家”指的正是道家发展史上重要的阶段：黄老道家。由于在政治上主张更加积极入世，同时又有强调养生的术数方技，黄老思想因此风靡秦汉之际。

　　《老子》甲本卷后佚书，被认为是儒家子思、孟子学派的观点，对理解早期儒家思想非常重要。“荀子在《非十二子》中批评子思、孟子‘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实际上隋唐之后人们就搞不清楚了。这些佚书出来后，人们才知道儒家早期说的‘五行’：仁义礼智圣，实际是指做人的境界，其中仁义礼智是做人的标准，属于低层次；圣是圣人的标准，一般人就是知道人世间的事，只有圣人才知道天道。”刘钊说。

　　正是靠着这种解谜般的耐心与专注，郑健飞在三四年间成功拼缀了200多片碎片，大大推进了对帛书相关篇目的释读。一次，郑健飞在拼缀《易传》部分的《缪和》篇时，成功复原出一个在秦汉简帛乃至甲骨文金文中从未出现的字形，让他兴奋不已。“说起来字形很简单，左边一个‘日’，右边一个‘元’，由于这部分之前是张政烺先生负责整理的，他当时已经指出这部分内容可以和《说苑》中的片段对应。后来我和陈剑老师商量，他指出这个字就是‘暖’的异体字，古书中，‘暖’字也经常写作火字旁。”

　　与七八十年代的老先生相比，郑健飞将自己取得的进步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拍照技术与电脑技术的提高。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反印文。“以前没有高清图版，仅靠肉眼很难辨识。现在的高清图版，在电脑上用PS打开，水平翻转一下，把亮度和对比度调一调，然后把字形放大，有时候就比较容易辨识出。一旦辨识出反印文，再去残片里找，有时就能取得一些新的突破。”

　　根据字体将所有残片进行分篇归类，是帛书拼缀中最为基础的一步。马王堆帛书的文字反映了秦汉之际从篆书到隶书的演变过程，其中既有篆书，又有汉隶，还有介乎篆隶之间、保留篆书部分形体与结构的隶书。“拼缀成功有个很大的前提，就是把残字认出来。秦汉时期的文字，绝大部分都很好认，但碎片中很多字残了，有些残得非常厉害，只剩一点笔画，有些剩的笔画非常特殊，这时候你就得非常小心，因为看得多对字形比较熟悉，一看残字不太对，这个笔画没办法对应，所以就给它改释了。改释之后，再去那些没有拼上的残片里找，你会发现拼上后，改释的字非常吻合文意。所以如果你按照以前的释读，心里有固定的成见，觉得这个字就是这个字，你可能就找不到，很

　　帛书中大量出现的空白页，同样引起学者们的关注。陈松长发现，在帛书的原始记录中，被标识为“空白页”的帛片就有98页。经过研究，他发现这些空白页有一类属于专门叠入用以保护帛书的“衬页”，其中以朱色绢覆盖的《周易》和其卷后佚书《二三子问》最为尊贵；以褐色绢边丝帛覆盖保护的，是从《系辞》开始的其他几篇《易传》文献、《老子》乙本及卷前四篇佚书，尊贵程度次之。另一类如《相马经》则属于没有抄完。刘钊据此推测，“我怀疑《相马经》是墓主人曾经比较喜欢的一本书，它原来可能是抄写在竹简上的，死后为使葬品显得奢华，那就换成帛书。由于下葬匆忙，没来得及抄完，这种可能性是有的”。

　　Sibyl划线年代，老先生们仅凭肉眼就已经注意到了帛书中的印文现象，并有意识地用印文进行帛书的拼接和整理。所谓“印文”，是指由于帛书折叠挤压，被印在其他帛片上（极个别的在同一帛片上）的帛书正文（包括文字、栏线、图案和表格等），并非当初书绘而成。印文对帛书的整理颇为重要，一些已经残破不堪的碎片，正是由于在其他地方发现它的印文而得以补缀。学者们由此开始研究帛书的折叠方式。“最开始是一个日本学者研究《五十二病房》的折叠方式，后来我们中心的陈剑老师写过一篇长篇论文专门谈帛书的折叠方式，发现每篇的折叠方式都不太一样。为什么要研究折叠方式？因为帛书的折叠方式确定之后，每个面接触的关系就搞清楚了，有的时候它的印文

　　担任这套七卷本图书主编的正是刘钊的老师，最早参与马王堆帛书整理小组的裘锡圭。接手老师们当年的工作，刘钊依然很感慨：“老先生们的特点是什么？他们对古书很熟，对古书的语感很好，当时就找到很多书堆在旁边，随时翻查，现在看来，他们70年代做的那些研究，在古书中找对应的句子字词跟马王堆帛书比较做得相当到位了。不像我们现在有电脑检索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