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平之子宋林时间很快，这周六，第19届亚运会就要在杭州正式拉开帷幕。原本定于去年此时举办的这场体育盛会，因为延期反而多了一年准备的时间。安排在9月23日到10月8日的全部赛程，正好遇上今年国庆的8天长假，势必将引发超乎平时的关注度。

　　每到大赛，同样是懒熊体育忙碌起来的日子，明天我们的同事就将去往杭州，开启我们对本届本土亚运会的现场跟踪。照例我们将会推出我们的大赛产品「B面亚运」。文字、长图、榜单、视频、直播、播客，我们会继续将多种内容形式融合，在不同的平台和媒介上，从商业观察、前线视角、数据监测等不同维度，呈现亚运商业的另一面。

　　今天重温2年多前我们去杭州的一次深度走访(杭州潮涌，体育回归进行时)，见证他们如何筹备亚运，如何谋划将体育与这种城市融合，到今天有变有不变，但许多理念并不过时，所以我们将其重新发布。

　　这本来是间200多平米的活动室，已经被大家默认为临时会议室了。桌椅摆放得整整齐齐，每个座位上都放着一瓶矿泉水，给开会的人提供方便。夸张的时候，这里会有好几拨人同时使用，想做到互不打扰几乎不可能，大家只能提高嗓门，努力把各自的事情讨论清楚。

　　昆仑中心位于杭州富春路132号附近，从远处看，这栋写字楼和其他高档写字楼没有什么区别，只是门口树立的牌子在提醒着人们：这里是杭州亚运会的“总指挥部”。

　　“上班时间是9点到5点半，但几乎没有正常下班的时候，周末也会加班。”一位亚组委相关人士告诉懒熊体育说，“现在从杭州各个部门抽调了差不多400-500人。”

　　要把500人捏成一个团队是杭州亚组委需要解决的难题，但随着日期临近，这个团队的数字会几何式地增多，包括要联动志愿者、赞助商、转播方以及运动员等。而留给他们的时间只有一年多了——2022年9月10日至9月25日（注：后延期至2023年9月23日至10月8日），第19届亚运会将在杭州举办。

　　懒熊体育通过多方联系亚组委表达调研请求，收到的回馈都是“需要领导亲自审批”。杭州的谨慎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在此之前，杭州并没有举办过类似的大型综合性赛事，尤其是两次申办全运会均未能成功，2009年输给辽宁至今还被很多从业者提起。

　　“只不过幸运之神还没有降临浙江。”时任浙江省体育局局长的李云林当时接受《钱江晚报》采访时这样说道，“但这不是终点，而是后奥运时代浙江体育新的起点，我们将继续申办其它大型综合性、国际性、高水平的赛事。”

　　现在，杭州抓住了亚运这次机会，除了弥补未能举办全运会的遗憾，更主要的，他们想完这座城市的转型升级，更加国际化。而上一个类似的机会，正是2016年的G20峰会。

　　“原先杭州是一个很安静的老美男子，但现在是冲锋陷阵的感觉。”乐刻运动的创始人韩伟说道。乐刻的创始团队大部分来自阿里巴巴，如今已是杭州的明星企业。

　　“冲锋陷阵”在杭州的文化里并不缺乏，除了温婉的西湖，钱塘江大潮也是胜景之一——潮水会雷鸣般地涌入钱塘江，它所掀起的浪涛看上去就像是一道水墙，苏轼曾作“鲲鹏水击三千里，组练长驱十万夫。”

　　“杭州因为有白娘子，我经常说（就是）缺少点刚硬。”浙江省体育局副局长李华对懒熊体育总结说，“整天在西湖边，杨柳依依，然后美女如云，看上去就是软的。”

　　按照李华的理解，杭州甚至是浙江发展体育产业，之前是西湖文化，现在则需要“钱塘江汹涌的潮头文化”。“你就要硬起来了，杭州要硬的，那就是亚运会刚好给我们提升杭州的（机会）。”李华说。

　　像李华一样，很多公司创始人都希望通过亚运会来完成公司的转型与升级。尤其在过去十年，随着阿里巴巴的不断疯狂发展，杭州这座城市的互联网与电商的符号更加明显，体育的符号就相对较弱。现在，局面有机会就此改变。

　　在懒熊体育这次调研的过程中，发现很多人都称自己为“新杭州人”，他们大都并不出生在杭州，但也已经在这里打拼了十几年甚至几十年。在这座包容的城市里，“新老”冲突并不明显，大家相安无事地生活着，哪怕每个人对城市的理解都不一样——效率、品质、新锐、速度、古城、文化、电商、创业氛围……都是受访者给出的杭州关键词。

　　财经作家吴晓波在《这一代的杭州人》里写道：杭州的气质是飘忽不定的，大抵因为它从来不善于拒绝。

　　“它是一座属于新兴中产阶级的消费型城市，自然的美好风景与商业的繁荣天衣无缝地交融在一起，在这里，走近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只需费吹灰之力，它如湖面的荷萍，肤浅地漂浮在生活的表面，如同生活本身一样。”吴晓波这样描写道。

　　有一个有趣的文化现象，杭州方言是没有“体育”这个词的，相关含义被“锻炼”“运动”代替了。你可以说“体育”对各地方言都是外来词，但在杭州还有更深一层原因，这两个字的杭州话发音格外别扭。

　　杭州以及浙江省体育局会把体育理解为“生活方式”，要把体育真正融入到人民的生活中去。杭州市的体育产业联合会叫“杭州休闲运动协会”，“休闲”排在“运动”之前，甚至餐饮企业“外婆家”也在这个协会中——这或许也是体育产业在杭州面临的一个发展现实。

　　“在杭州，体育被‘忽略’了。”杭州孚德创始人李宏开玩笑说，这位1967年的创业老兵从外贸出口领域进入体育行业。在他位于萧山区的公司会议室的合影墙上，很多朋友都来自距离杭州约1200多公里以外的北京。在他的出差行程计划上，北京会是他经常逗留的地方——他公司参与的世界杯、欧洲杯、北京国安等重要授权合作的资源等都在这些城市。

　　跟李宏一样，体育教育公司的宏优体育创始人周佳琦也曾想过把总部搬到上海，这位1985年的CEO在经历早期疯狂发展以及去年的疫情后，反倒更加专注杭州这个市场了。他的合伙人1987年的赵寅，也都很认同专注篮球教育这个市场。

　　“说杭州体育产业是被忽略了，可能是因为它没有经历在北京的那种疯狂。”周佳琦感慨道：“去年疫情对公司个体可能是个打击，但对行业推进来说未必是一件坏事。”

　　实际上，所谓的“忽略”，其实就是规模不够大、竞争不够激烈。据浙江省体育产业联合会常务副秘书长吴珏介绍，浙江省的体育机构大都在几千万规模，制造业可能达到上亿，服务型企业做得比较好的多在两三千万左右。

　　据杭州市体育局、杭州市统计局联合发布的2018年数据（2020年4月27日对外）：2018年杭州市体育产业增加值189亿元人民币，占全市GDP比重1.3%，同年全国体育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1.1%。

　　根据清华体育产业研究中心2021年1月14日发布的《中国城市体育发展竞争力研究报告》，杭州市体育发展竞争力排名在第9位，虽然落后于北上广深以及重庆、西安、成都、武汉，但毕竟“全国十强”。

　　1987年的吴鹏出生在杭州，也是杭州游泳的代表运动员之一。2015年开始创业，从自己熟悉的游泳培训入手，目前公司已有员工130多人，运营多家场馆。而且从吴鹏在饭局、商务谈判等场合发现，他已经很享受现在的创业者身份。

　　在创业考虑城市地点时，他的首选是杭州。作为运动员出身的他，他认为“如果说是（运动员）只训练不读书，也许是对于成绩提高有帮助，但是把运动员作为一个完整的人来培养，甚至他的退役的一系列后续的工作来说，一定是对他不利的。”

　　“我作为运动员来说，我不光是退役以后可以做教练，可以做行政，我也能做体育产业或者是创业是吧？”吴鹏对懒熊体育说，“用懒熊的话就是‘熬硬’，对得起自己，对得起员工。”

　　跟吴鹏一样，乐刻运动创始人韩伟最终也选择了杭州作为自己的大本营。之前作为济南人的他考虑过济南，但权衡再三还是选择了杭州。

　　在韩伟看来乐刻的底层逻辑还是互联网。“在很多城市，你给他讲期权不知道咋回事，他会说，你多给我2000块钱吧。但在杭州别人就会直接问你能给多少期权？”

　　乐刻起步于杭州，最早的投资方也同样来自杭州的头头是道等，包括已经退出的一家连锁酒店的投资人也在这个领域。

　　至少，看上去很多公司在杭州如鱼得水，所谓的“忽略”，节能是只是相对于其他领域。毕竟互联网、数字经济的发展过于汹涌。

　　还有一个有趣的案例。杭州有一家做电竞场馆的公司，2020年遭遇疫情经营困难，老板将场馆改造，隔开一小个一小个房间，摇身一变成了电商直播间。

　　说起杭州，阿里巴巴是绕不开的话题。在外人看来，阿里和杭州相互成全。杭州是阿里成长的沃土，这座城市的文化影响了这个公司的气质；而阿里已然成为杭州的名片，这个公司的前进和壮大影响了这座城市发展方向。

　　为什么扎根于杭州，马云在2015年跟雅虎创始人杨致远的对话中这样说道：“我创业那会儿诺基亚很棒，它的总部在芬兰一个小岛上，所以重要的不是你在哪里，而是你的心在哪里，你的眼光在哪里。北京喜欢国有企业，上海喜欢外资企业，在北京上海我们什么都不是，要是回杭州，我们就是当地的‘独生子女’。”

　　的确，诺基亚1865年成立于芬兰南部的城镇埃斯波（Espoo），这个只有不到30万人口的小城镇，见证了诺基亚从最早的伐木、造纸到最后的手机制造商。懒熊体育曾经到访过瑞士一个特别不起眼的小镇塞昂（Seon），这个不过几万人口的小镇，却诞生了拥有159年历史的户外品牌猛犸象。波司登来自于江苏一个县级市高邮，他们从高邮开始，走向全国甚至世界。安踏、特步这些来自晋江的企业，那个叫陈埭的小镇也是他们最初的沃土。

　　“杭州是一个神奇的地方。如果你想只去一个城市，但是却要发现中国的自然、人文、历史之美，和中国最强劲的经济脉搏与现代精神，那个唯一的城市就是杭州。”为了给2016年杭州举办G20峰会做宣传，马云这样说。

　　因为阿里的存在，杭州的体育产业自然也会跟这家公司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杭州马拉松的举办、亚运会的官方赞助商、很多场馆的运营方都来自阿里以及旗下的阿里体育（该公司在2022年6月已正式更名为“橙狮体育”）。

　　放到更大的维度来说，在体育界，阿里也几乎渗透到了各个领域。2017年阿里以12年8亿美元成为国际奥委会Top级别赞助商；2018年支付宝成为欧足联国家队赛事为期8年的全球合作伙伴；天猫成为中超联赛官方高级合作伙伴；甚至集团董事局执行副主席蔡崇信也成了NBA篮网的老板。

　　在2020年10月的“天猫金桂冠”峰会，阿里集团CMO董本洪提到——我国超5亿体育人口中，有4亿人在天猫。

　　“阿里力图通过旗下子公司阿里体育改变中国体育产业。”2017年彭博社曾刊文这样说。

　　尽管阿里体育的发展与我们期待得有一些距离，但阿里体育参与杭州的体育产业涉及方方面面，甚至都是一些比较核心的场馆与赛事。毕竟，阿里与杭州是一对无法分割的组合。尤其是阿里的互联网技术。

　　“对浙江来说，数字经济就是我们的头号文件，每个企业可能都会去找寻数字经济的一些出路，包括一些政策的支持。”吴珏告诉懒熊体育，“在杭州创业的话就得插上互联网的翅膀。”

　　吴珏已经在杭州待了十多年，她明显感受到了阿里到来之后，互联网经济给这座城市带来的割裂性。“如果看互联网企业，他们的生活节奏不会慢于一线城市；但互联网之外，人们的生活时间还是比较自在可控的。”

　　除此之外，作为互联网时代的“黄埔军校”，阿里也为杭州市培养了一大批人才。仅仅在懒熊体育的调研里就发现，孚德的合伙人刘鹏、乐刻健身的创始人韩伟和苏璐，都来自阿里。而且他们都潜移默化的继承了阿里人的特色——有活力、重逻辑、语速快、会“演讲”。

　　在杭州随处可见的一个标语是“最多跑一次”，其中一用了阿拉伯数字，比其他几个字都要大一些，这是典型的“杭州速度”。

　　杭州变化的契机，在很多人看来是2016年举办的G20峰会，那次峰会几乎囊括了全世界最有影响力的国家，也给了杭州一次彻底国际化的机会。从基础设施、市容市貌、场馆建设等都让人看到了杭州在变化。

　　乐刻运动创始人韩伟在杭州超过10年了，他是杭州变化的见证者。作为山东人，韩伟刚来杭州的时候对饮食、沟通文化等都不太适应。

　　“现在就慢慢习惯，尽管饮食还没有习惯，但是工作习惯反而是更适应杭州了。”韩伟对懒熊体育说:“有时候我到北京，如果吃饭听大家在聊着很大的事情，然后说要做一个什么庞大计划了，反而是有点不适应了，因为杭州相对比较务实。”

　　韩伟很清楚记得，14年前他刚来杭州时，杭州在他看来是“小而美、人过得很悠闲、都是茶馆”，也没有地铁（杭州2012年通了地铁）。“阿里也是一个创业公司，在一座创业大厦破楼里。”韩伟说道。

　　G20峰会举办的那一年，也是韩伟创业的第二年，他的合伙人苏璐都认同G20是杭州转折点。

　　苏璐同样来自阿里，这个曾经典型的互联网人现在已经变身体育达人。“我从一个以前跑800米是要吐的人，到现在每天锻炼，然后而且我对运动其实是扩展性很边界会越来越大，我觉得任何一项运动都是非常好的。”苏璐说，即使在春节期间她还报名了7天去内蒙古滑雪培训项目。

　　杭州的城市改变深入到具体的每个人，G20峰会对这座城市最大的影响力还是更国际化。2016年，杭州发布了《关于全面提升杭州城市国际化水平的若干意见》，而2017年发的“十三五”规划更是把国际化确定为杭州的首位战略。在这个背景下，杭州2022年的亚运会举办似乎是水到渠成了。

　　“因为亚运会的契机，倒逼杭州市政府要创造氛围，更加重视体育，重视运动。倾力打造世界赛事之城。”浙江省体育局副局长李华对懒熊体育说。

　　显然，一次亚运会的举办，除了对经济、国际化等带来的变化，更主要是留下高质量的人才。在这方面杭州已经在行动。近年来杭州市一直在落实人才引进政策，全日制大专以上即可落户杭州，此外，中级职称、高级职称也可以落户杭州。根据人社局2021年最新规则，应届毕业生在杭州工作，分别发放本科1万元、硕士3万元、博士5万元补贴。

　　“杭州的人才政策不错。”彩虹鱼康复医院行政总监阴聪聪说：“我老家是东北的，但是我留学回来之后就一直没有回去过，先在北京一家500强企业工作，然后就被杭州彩虹鱼康复的项目和人才政策吸引来了杭州。”

　　年轻人在北京与上海的高房价、高压力之下不得不放弃，而杭州、成都、合肥这些都会是新选择。

　　“杭州在这5年到10年应该是全国发展最快的城市。因为一些加持，因为G20峰会与亚运会的一些加持，包括阿里的整个影响。”对于变化，杭州人吴鹏这样说。

　　不过，虽然机会很多，但这里的竞争丝毫不比北京、上海弱。虹泰宠物医院老板宋玲艳属于体育行业外人士，她就关注到亚运会的举办以及身边朋友都在跑步打卡，但她更关注的是一些体育公司的产品。她就提到一个细节，她的儿子曾去体验过一家体育公司的产品，但整体感觉下来服务意识与产品细节问题还很多，她提到杭州人对产品的品质要求很高。

　　“杭州是看上去创业容易，但对产品与品质要求更高。你可以说杭州人吹毛求疵，但当地确实需要提供相对高的服务质量（才能有机会）。”宋玲艳说。

　　当然，问题还有很多。但随着亚运会的召开，“倒逼”会成为很多人、很多公司出现的高频词汇。因为对他们来说，亚运会是难得一次彻底改变的机会，他们都想抓住这个良机。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赞助商表示，亚运会对公司的外宣和内宣都起到了积极作用。外宣暂且不论，就内宣来说，公司内部上下都以服务亚运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员工也更有干劲儿。

　　但是他也提到了权益激活的问题。即将到来的国际体育大年对品牌而言有利有弊，品牌必须提前行动，抓住营销窗口期，否则赞助赛事一过，下一个大周期又有新的大赛抢占观众注意力，赞助商如果不做出一些声量，很快就会被淹没。

　　而在李华看来，亚运会更是彻底改变杭州文化的一次机会。“我女儿从英国回来，她就去打壁球，之前我根本不知道这是什么运动，只是听她说这个很时尚，如果时尚的东西我们不国际化，怎么去跟别人交流？”浙江省体育局副局长李华说，他现在看棒球运动也是，除了可以带来商业方面的好处更主要体育可以达到国际化的目的。

　　李华认为，年轻人聚集在城市，更需要运动、社交，通过运动来感受外界世界的变化与美好——体育只有生活化才能发挥其最大作用。只有生活化，体育才能迎来大发展。

　　“让亚运会成为我们城市的转型升级服务。拿出大潮翻涌的气势，和勇立潮头的气魄。”李华对懒熊体育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