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岁新娘恒大暴雷爆出了此前设立的23亿元的信托基金，受益人是他的两个儿子。无独有偶，深陷债务危机的碧桂园掌门人突然在今年7月份将自己持有的20%的股份捐给由其亲妹妹成立的基金会。网上评论风起云涌，但唯独没有赞扬其慈善的，这跟当年国人听到比尔盖茨与扎克伯格成立基金会时赞扬声一片的情境，形成鲜明对比。间隔虽短短几年却恍如隔世，这是由于人们对慈善基金会有了更多的对比，更深的认知。从本质上来说，这是国外公共政策设计制定的一种胜利，不但可以留住本国富豪的资产和资本，还可以吸引国外富豪的资产和资本，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和思考。

　　脸书网站（Facebook）创始人马克·艾略特·扎克伯格在其大女儿出生当天即宣布将捐出他所持有脸书股份的99%份额。扎克伯格并非是将个人财富捐献给慈善事业的第一人。此前，微软公司创始人比尔·盖茨也做过相类似的事情。那么，他们做慈善的动机是什么？其实，我们很难仅凭扎克伯格们捐赠财富给慈善机构成立基金会这件事来推断他们的真实动机。随后，有信息披露出扎克伯格希望脸书员工能够为慈善基金会工作，即扎克伯格希望该基金会能在其控制或部分控制之下，自此也可以看出他成立慈善基金会并非仅仅是单纯为了做慈善那么简单。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中指出，富人正在与时俱进地构建更新、更复杂的制度，以隐匿或转移其财富。基金会和信托基金等财富资本运作管理形式，不仅能够用来避税，而且还可以限制后人对相关资产的自由使用，避免败家或挥霍无度等行为。现在往往很难区分一家基金会到底是纯粹的慈善基金会还是私人家族基金会。富贵豪门设立的基金会，通常有慈善和传承财富的双重目标。此外，即便家族资产是放在以慈善为目标的基金会里，该家族也能够通过精心设计相关制度，以确保其对资产的有效控制。[3]所以，当我们为盖茨、扎克伯格的善举点赞时，不要忘了给该政策的制定者点赞。毫无疑问，是他们制定的公益性基金会、遗产税、个人所得税规则中的政策激励与约束，有利于引导富豪的慈善行为，使富豪在实现私利的同时顺带实现公共利益。家族基金会既能避免后代迅速败光家产，也可以帮助他们合理合规避税，[4]更可以使慈善公益让更多人获益，兼及家族和当事代表人物的“流芳百世”，也许还有其他一些我们暂时还不知道的好处。我们不需要推测盖茨、扎克伯格的捐赠动机，因为在较全面、透彻地把握人性的认识基础上，一个个具体行为人可能相当复杂的动机认定，已不是我们所应关注的重点了。

　　富豪们的利己动机是为了实现私利，然而利他也能实现私利，利他在一些时候是为了更高阶的利己。因此，我们不能否认利他与利己是可以共存的，在利他的同时，往往也可不妨碍实现利己，就要看公共政策如何设定。如果我们单纯地认为只有自私自利才是私利，公共利益无法促进个体私利，那么这显然是犯了机械论的错误。

　　实际上，也可以将盖茨、扎克伯格的慈善行为理解成个人与公共管理、公共政策的博弈。公共管理与公共政策的内在要求，是能够最大限度地容忍社会成员的差异性偏好、协调社会成员行为、降低实现公共利益的社会综合成本，从而促成公共利益最大化。虽然博弈分析方法适用的情境有限，亦不能帮助解释人类行为选择的所有情境，但在财富传承与管理方面，决策者一般会在反复思忖之后，已不太多地掺杂不符合利益诉求的感性行为，会相当理性地作出决策。博弈均衡点是决策者能够为自身利益而竞争的结果，该结果非常有可能不是其效用最优点，但一定是其在众多约束条件下能够获得的最优点，即博弈均衡必然是建立在相关决策者所能获得私利最大化的基础之上。这些决策者的初衷或许并不是为了实现公共利益，然而，在公共政策的制约和引导激励下，他们必然思考公共政策对自身造成的影响，即自己能够为公共利益作出的量以及与此量相对应的私利，为了实现私利最大化，就必然要附带考虑公共利益。我们也可以这样理解，决策者是在充分考虑相关利益的前提下，在各种公共政策的制约和引导下，在可能的范围内尽力实现私利最大化。从本质上说，这个利己的过程就是微观上以利己为出发点，在宏观层面实现可集成的公共利益。[5]

　　在盖茨、扎克伯格的慈善捐赠中，我们确实看到一些基于人性、尊重人性的更符合公共价值与私利取向兼容兼顾的公共政策及其相关制度安排的作用，这方面彰显公共管理的大智慧。美国有种种制度、规则、政策、文化、伦理因素在引导激励富人追求个人私利最大化的同时，顺便实现公共利益。这应该是盖茨、扎克伯格争做慈善给予我们的重要启示之一。我们不该就盖茨、扎克伯格的慈善行为想当然地得出如此轻率的结论：美国富豪比他国富豪更具慈善心。实际上，富豪的慈善动机极为复杂多元，但其慈善行为不可避免会受到公共政策引导。从表象上看，似乎道德与自利是对立的，实则不然。道德不仅取决于对他人尽自己职责或义务的要求，而且还包含所有参与者都能从共同规则中平等获利的信念。甄别自利的边界及其形成机制不仅在道德概念上是必要的，在相关分析上也是如此。比如，在遗产税等制度环境的公共政策引导下，美国富豪乐于捐赠财富成立家族公益性基金会，这是道德与公共政策、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成功对接与融合，更是公共管理与公共政策通过“激励兼容”将个人利益引导至公共利益轨道的案例。公共政策的这种成功，根源正是基于对人性的认知而尊重和顺应人性，以引导某些特定人群的行为。又如，当前中国进行的国企改革，从“管资产”向“管资本”转变，其中“股权激励”“骨干持股”员工持股都是尊重人性、顺应人性的具体表现，即积极发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欲要“资本”活起来，先要让“人”的潜能活起来。

　　公共管理与公共政策的挑战在于其面对的是极其复杂的人，现有理论很难对人类所有行为进行恰到好处的解释。人类在没有外力扭曲的情况下，其行为往往首先是或主要是基于人性的对外部信号的响应或回复，包括应激反应，正如我们平时所看到的那样有时理性，有时不那么理性。学者对人类理性的辨识与划分，其概念是基于对人性行为的尊重、认识和理解。人性的文明同理性一样影响人类行为选择，东西方文明尽管从表象上看存在差异，让我们非常容易就能划分出具体的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的一些不同表现形态，但在深层结构上、在本质上，东西方基于人性的文明却无疑是相通的，可以互相学习、互相融合。诚如钱钟书在《谈艺录》的“序”中写道：“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例如，起源于英国的现代文官考试制度就是学习借鉴了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再比如，英谚“money makes demon call”类似于我们经常说的“有钱能使鬼推磨”“一千个人的眼里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与“千江有水千江月”也有异曲同工之妙。两性关系亦是如此，西方献身于宗教事业的不少神职人员按教义规定必须是单身，不允许亲近异性，而正是这种压抑人性的做法，使得那些大白天正襟危坐诵经布道的神职人员在黑夜点着蜡烛偷偷欣赏壁画上天使、圣女和圣母丰满性感的肉体——《十日谈》讲述的就是这些，对应东方文化则是所谓“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

　　当然尽管东西方文明相通、人性相通，也依然会有种种差别，孔子和伊曼努尔·康德都曾经说过“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看法，但孔子的前提是“仁义礼智信”。如果对方不讲“仁义礼智信”，那么对待他的就是“有道伐无道”，这一点跟康德的道德律，还是有一些不可忽视的差别。由此我们再次看到，作为前提的概念表述及其隐含的假设对结论的影响十分重要。所以，尽量减少这些概念与假设的局限性、极端性，注重相关的更为丰富的差异化内容，是公共管理与公共政策实践应时时加以注意的。人本主义心理学开创者亚伯拉罕·马斯洛在《动机与人格》一书中将人类的需求从低到高分为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爱与归属的需要、尊重的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任何需要被满足所产生的最基本后果是，一旦这个需要被平息，后一个更高级的需要即刻出现。[6]无论是人类的高级需要还是低级需要，都是基于基本的、天定的本性，即人性。爱与归属的需要、尊重的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这些善行动因与潜力，成为能够被公共管理与公共政策引导的基础。

　　在现实世界中，人类的行为选择极其复杂。大量存在的人类有限理性行为，均是在特定社会条件下形成的。[7]如果公共政策制定者能够因时、因地制宜地构建出可以通过激励引导人类的行为选择，那么人类天然的本能和本性就可以在公共政策的包容性和动态优化中得到后天矫正或者完善化。

　　公共政策及其所依托制度的引领性。从制度安排的合理性来引导个体利益驱动下的人类行为，去合乎公共利益最大化的意愿，需要注重相关公共政策所依托的制度安排对于人性的尊重、理解、包容与引导。公共利益与个体利益之间的矛盾不可避免，但可调和。[8]人们已熟知“切蛋糕”的案例，事关公平分配的“均分政策”，其最有效、最低管理成本的制度，是规定持刀切蛋糕的人最后一个拿取蛋糕。依托法治的公共政策保护合法私人产权，维护公平竞争，给人以收益的合理预期，应视作神圣且不容侵犯的原则。我们通常认为产权问题是一个经济学问题，殊不知产权问题更是政治学问题，也是关乎“人类全面自由发展”的生命尊严问题。清晰产权下展开的公平竞争，使人们不论是本能地还是深思熟虑后的种种行为，都最终归于市场资源配置的“焕发活力”的结果；而同样依托法治的公共政策，可规范对企业生产经营造成的污染施之以税收压力或罚金惩处，这些体现的均是政策的引导性，从而使人们不论是冲动性格还是沉稳性格所形成的选择取向，都是随外部成本内部化而收敛排污行为、利乐公众。所以，理解并顺应人性的自私自利与情绪变动特征，用公共政策去引导人类行为，使自私自利与情绪不断变动的人们在群体中经过公共政策的引导后，其行为更趋于公共利益。这就要求相关公共政策敦促人类在互动博弈的过程中，决策者可以在各种可相互替代的策略之间进行选择，非常有可能且也会接受那些从表象上看与人们私利取向相悖的策略，这并非因为人们以某种不切实际的感性方式把公共利益作为自己的私利来接受。对于他们来说，意识到接受对己不利的策略或许只是表面的、暂时的，而最终会是由于制度的引导性使他们作出权衡后，实际上认同实现长期公共利益与实现个体长期私利的一致性，从而抑制短期行为。

　　公共政策的动态优化。自利是人性的一个重要方面，研究人性的意义在于激励引导人类行为。对于人类如何追逐私利的研究，是公共政策研究绕不过去的一个重要环节。如果说追逐私利是人类的天性，那么公共政策的设计和构建需要有制衡的作用，以激励引导个体追逐私利的行为符合公共利益，使个体利益与公共利益相互融合。但如果仅满足于理论层面的理性经济人发现而忽视实践层面更为多样化的真问题，一味强调理性经济人“逐利”动机与行为的认知，那么就会忽略人的这种行为的层次性和多样性。例如，同样是物质利益的激励与约束， 在经济欠发达阶段，“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往往表现为人性的铁律。此时，如果一味注重施加平均主义的约束，那么就会导致普遍的贫穷与虚伪。需要有“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激励，并配之以对待不法盗劫之徒严刑峻法的约束。而在经济发达阶段，“仓廪实而知礼节”成为人性的新取向，更需要以“德治”的教化激励和再分配政策手段的充分运用，以促进共同富裕，实施法治与民主、他律结合自律来走向“共和”。这时，后一方面的要领就应成为新的阶段性优化重点。如果当前中国在形成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过程中，某些政策在公共领域尚未充分发挥正面积极的作用，那么我们应该注意紧跟时代步伐，结合经济社会转轨，力求相关制度和政策在动态优化中与时俱进。

　　公共政策的包容性。在经济领域的试错创新活动中，公共政策对待普遍存在于人性中的冲动性和进取性，应该持审慎包容的态度。人性中固然有利己动机下“锱铢必较”的计较型偏好，直观上特别理性，但也不乏创新、探索中“放手一搏”的冒险型偏好，直观上不够理性、甚至状近赌徒，易被人称之为非理性。这后一类的偏好，却正是在新技术革命时代的经济创新活动和相关经济政策方面，应特别值得注重审慎包容的。比如，微信、支付宝、美团、滴滴、拼多多这样的企业创新，开始探索、试错阶段的特征，是表现为民营企业不顾一切地在“烧钱”，先后进入“互联网创新”的烧钱行列的企业决策者，本不在少数，但成功者的比例极低。这种创新过程的实际成果，是使阿里、腾讯等公司基于中国的市场竞争脱颖而出，不仅成为“风口上的猪”一飞冲天，而且还基于中国场景而走向世界加入全球合作与竞争；其他未成功者在自负盈亏的机制下，则各自消化投资成本。其间，对于公共政策的考验，就是在面对赌徒似的“烧钱”和可能带来的不确定性的风险面前，能否审慎包容地允许“在发展中规范”地给出弹性的试错空间，同时密切跟踪和观察可能的风险出现形式，有应对的预案考虑却不急于出手。中国若干年间有关BAT（电商三巨头）的公共政策，包含了这种审慎包容的成功之处。这正是基于对人性中那些创新基因、冒险偏好的尊重和包容，更是互联网时代中国公共管理的创新点与突破点。包容性会激发更多“没有最好，只有更好”的创新性，从而带来经济更高质量的发展。

　　纵观古今中外的历史经验，一切不尊重、不顺应人性的公共政策，在公共管理实践中都会体现出难落地、难生根、难开花、难结果，无法发挥积极作用的现实问题。当今的世界已经前所未有地趋向一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脱钩难、难脱钩，正如马克思所说的“资本无国界”。现实世界的资本市场成为市场经济中不可或缺之组成部分。资本永远都会流向更稳健收益、更小风险、更强流动性、更高成长性的区域。资本通道如果有关隘，资本则会试图以蜿蜒曲折的形式迂回地流向更有利于其生存的区域。因此，我们可以从我国资本市场折射的诸多问题反思相关政策的得失。未来我们在公共政策制定的过程中，还要认真研究国际同类事物的相关制度，这并不意味着一切向外看、向外学，而是“开眼看世界”，在与国际类似制度的比较中争取立于不败之地，这不但可以更好地维护内资的有效合法权益，也更会对外资有一定的吸引力，就如同外国的制度会成功地把恒大、碧桂园的资本吸引出去那样。具体的对症下药式解决方案，当然还需要作出相关复杂因素的全套分析，但 跳出案例看案例，就原则而言，如果公共政策的设计与相关制度构建能够从基于人性和尊重人性的角度出发，充分注重制度创新与有效政策供给要基于人性考虑公共利益，认真汲取经验，激励引导个体在追逐私利或个人效用最大化的同时，一并实现公共利益目标，而且不失时机地在一定的发展基础上更好地把物质激励与道德教化、法治与德治充分结合起来，那么我们整个社会将更有可能形成和谐、共享、安定的良好社会状态。这一过程中，贫富差距也有望经由动态优化的再分配机制而有望得到抑制和缩小。

　　公共管理与公共政策制定宜尊重和顺应人性，但做起来很不容易。当前中国改革已经到了深水区，需要“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既勇于冲破思想观念的障碍，又勇于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以往某些公共政策出现失败或低效，往往源于其设计与相关制度安排对人性的忽视甚至无视，没有以寻求最大公约数的机制（这通常要求以尽可能充分而精准的经济手段为政策工具）来包容个体或群体的利益诉求。如何引导这些个体诉求并纳入社会总体的包容性发展，充分发挥其积极作用，是当前中国改革“攻坚克难”的关键要领之一。因此，改革与优化公共政策与相关制度机制所形成的现代国家治理，才可望在运行中较合意地动态实现社会正义与民生福祉。

　　[3] [法]托马斯·皮凯蒂. 21世纪资本论[M]. 巴曙松，陈 剑，等译.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467.

　　[4]欧纯智. 税收征管中寻租行为的机理及对策分析[J]. 北京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2)：74-81.

　　[5]欧纯智. 新制度供给下的公共利益对个人利益的引导——基于税收征纳博弈分析[J]. 税务研究，2016，(12)：80-86.

　　[6] [美]亚伯拉罕·马斯洛. 动机与人格（第三版）[M]. 许金声，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71.

　　[7]张康之. 在高度复杂性条件下重新审视理性[J]. 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3)：50-60.

　　[8]欧纯智，贾康. 公共利益视角下关于行政审批存废的认知框架[J]. 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17，(4)：25-32.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