刺陵演员表埃赫那吞是古埃及新王国第18王朝的一位国王(约前1379-前1362年在位),原名叫阿蒙霍特普四世。在位期间他进行过著名的改革:宣布只有太阳神阿吞才是全埃及唯一应该崇拜的神,取消对阿蒙神和其他神的信仰;封闭阿蒙神庙和其他神庙,驱逐其祭司,没收其财产;下令除掉公共场所和神庙墙壁上的“阿蒙”字样;建阿吞神庙,并奉献田产、牲畜和其他财物;将其名字中的“阿蒙”改为“阿吞”,改名为“埃赫那吞”,意为“对阿吞有益的人”;在底比斯以北建新都;编写了许多歌颂阿吞的诗歌和创作了许多具有现实主义的艺术作品。埃赫那吞改革遭到以阿蒙神庙祭司集团和地方贵族势力的强烈反对,死后其改革被取消。
古印度佛教艺术遗址,位于马哈拉施特拉邦境内。始凿于公元前2世纪,直延续到7世纪中叶。现存30窟(包括一未完成窟)。从东到西长550米,全部开凿在离地面10~30米不等的崖面上。阿旃陀石窟的雕刻从题材上分佛教造像、装饰纹样。其中佛教造像可分早中晚3期,后期雕像,规模扩大,人物的刻画更加细腻精巧,形态也更加优美。
中国高僧玄奘曾在7世纪初朝圣阿旃陀(āzhāntuó),《大唐西域记》卷十一记为摩诃剌他国东境的阿折罗伽蓝及石窟。随着佛教的衰落,这里门庭冷落,逐渐被人忘却,成为狐兔窟穴。直到19世纪初才被重新发现,引起世人瞩目。
11-12世纪编成的基辅罗斯法令汇编。《罗斯法典》是在东斯拉夫人习惯法的基础上,结合罗斯历代大公颁布的法令编纂而成。法典中反映了罗斯封建关系的形成过程,其目的在于保护封建所有制。《罗斯法典》是研究基辅罗斯历史的珍贵资料。
16世纪抄皇伊凡四世推行的土地制度。为彻底铲除贵族分裂势力的根基,伊凡四世把全国土地划分为特辖区和普通区两部分:中央地区和南部地区定为特辖区,约占全国土地的一半,由沙皇直接管理;特辖区内原属大贵族的世袭领地一律改为王室领地,分封给为沙皇服役的中小贵族;其余远离中央的偏远地区定为普通区,由贵族组成的杜马管理,凡在特辖区被没收了世袭领地的贵族,可以在普通区获得土地作为补偿。伊凡为了对付大贵族反抗,还组成了一千人的特辖军团。
马基雅维利是杰出的政治思想家、历史学家、文学家和军事家,近代资产阶级政治学的奠基人,被誉为近代政治学之父。《君主论》是他的代表作,完整的提出了资产阶级的国家学说。全书系统的阐述了君主统治的各种方式和君主夺权治国的策略思想和政治权术。马基雅维利从历史和现实的经验出发,以人的眼光来观察政治,使政治摆脱宗教和道德的束缚。
齐默曼电报,是一份由德意志帝国外交秘书阿瑟·齐默尔曼于1917年1月16号向德国驻墨西哥大使发出的加密电报。电报内容建议与墨西哥结成对抗美国的军事联盟,但被英国40号办公室情报机关截获。“齐默尔曼电报”被公认为改变历史进程最深、对时代影响最大的单一电报文。这封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由德国外交部长发给驻墨西哥大使,提议和墨西哥结盟进攻美国的绝密电报文的泄漏,导致了恪守中立的美国加入协约国阵营对德宣战。敌对双方——以英国为首的协议国集团和以德国为首的同盟国集团——当时对峙胶着的态势很快被打破,此后战争只持续了一年多,就以同盟国集团投降宣告结束。
印度民族解放运动的领袖,在印度有“圣雄”之称。1869年出生,从小受印度教和耆那教的“非暴力”思想的深刻影响。1919年领导了印度人民反对《罗拉特法》的斗争。1920年倡导和开展非暴力不合作运动。1924年当选国大党主席。1929年国大党授权甘地领导运动。甘地主张印度教徒与伊斯兰教徒团结合作,提倡给予妇女和“不可接触者”平等地位。1948年1月30日在赴祷告场途中被一个狂热的印度教徒开枪杀害。
(一)内容。公元前107年,马略在平民的拥护下当选为执政官,出任朱古达战争中罗马军队的总指挥。并在后几年中连任执政官,率军作战。在此期间,为了增强罗马军事力量,取得战争胜利,马略实行了军事改革。主要内容为:
(1)以募兵制代替公民兵制。原公民兵制按财产等级征兵编队,但有限的公民数量不能满足连年争战日益增大的征兵需要,募兵制取消了财产资格限制,吸收无产者入伍。实行这一制度,使他很快征集到补充北非军团所需的新兵,大约有 5000〜6000人。不过,马略采用募兵制后,公民兵制并未完全废除,在公元前1世纪,当招募志愿兵不能满足需要时,往往又强制征集公民参军。马略实行募兵制后,士兵除获得薪饷外,还可得到国家提供的武器给养,且供养不再在军饷中扣除。
(2)明确兵役期限。原公民兵制无兵役期限,公民临战从军,休战务农。马略明确规定了16年为募兵制期限,使士兵复员有期可望,缓解了征兵的难度。
(3)规定了军饷和复员优待制度。凡军人都有规定的军饷。一般情况下,士兵一年发1200阿司,百人队长加倍,骑兵发三倍。明确和稳定的军饷标志着军队的职业化,军人从公民中分离出来。特别重要的是,规定了复员军人由国家分给一份土地体现安置和优待,极大地调动了应征入伍者的积极性。
(4)改革军队编制。为了加强军团的机动灵活性,马略在军团中推行联队制。 联队是介于军团和连队之间的组织,配有600名重装步兵,能够单独执行战术任务, 独立进行军事行动。每个军团有10个联队,每个联队辖3个连队(6个百人队)。联 队制军团的作战阵式仍保持三列队法。
(5)马略还统一军队的武器装备,重装步兵一律配备投枪和短剑,并改进了投枪构造和运载工具。此外,马略对军队进行严格训练,把当时角斗学校的训练方法引入军中,以提高士兵的战术技能。
经过军事改革和整顿,罗马军队的战斗力大为提高。马略依靠改组的军队,于公元前105年胜利结束了朱古达战争。从公元前104年开始,马略用了4年时间,击退了侵入那尔旁高卢和意大利帕杜斯河流域的北方日耳曼人的两支部落——森布里人和条顿人,保卫了意大利北部边疆。
(二)意义。马略军事改革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这次改革冲破旧的城邦制度的传统,改变了罗马以公民兵为基础的军事制度。募兵制代替公民兵制,使得大批无业游民加入军队,部分地解决了小农破产而引起的社会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国家安定。通过广开兵源和提高军队战斗力,解决了当时罗马军队出现的问题,符合奴隶主阶级加强统治和进行对外战争的需要,进一步推动了罗马奴隶制国家的发展。改革导致罗马军队社会成分的变化,使罗马军队由农民为骨干的公民兵变成了以无产者为主要来源的职业军队。改革后逐步建立起来的老兵分配份地的制度,也改变罗马土地问题的性质,即由破产农民要求恢复土地的斗争变为老兵争取份地的斗争。职业兵的出现改变了罗马共和国领导军队的局面,从而为军事将领实施独裁统治奠定了基础。
蒙古人的战斗力首先来自他们强烈的征服意识,蒙古人可能是世界上最具有征服意识和尚武精神的民族之一。
蒙古军队强大的战斗力来源于他们的铁的纪律和极端的服从意识。服从意识是形成强大战斗力的重要原因,在作战中,只有所有人都完全听从指挥员的命令,才能形成强大的战斗力。
首先是蒙古人的吃苦能力极其强悍。由于蒙古人在严寒和艰苦的环境中长大,都具有极为坚韧耐劳的性格,对物质条件的待遇几乎从不讲求,爬冰卧雪在其视为常事。远距离跋涉更是从小的习惯。对物质条件的不讲究,使蒙古军队的后勤负担很轻。因此,蒙古军人拥有其他民族战士所没有的连续作战的意志和能力,这是西方那些养尊处优的贵族骑兵们永远难望其项背的。
蒙古人建立了与战争相适应的社会组织,在蒙古,除了大汗的亲军之外,没有专门的军队,每个蒙古人,既是普通老百姓,又是战士。在平时,他们放牧,在作战的时候,他们就自备武器跟随首领出发。
可以说,他们是典型的“全民皆兵”,每个人都具有双重身份,对外发动战争时,可以全民动员,全民不分男女老幼都可以参加作战行动。如对花剌子模国的长期围困,就是全民参与,在城下放牧生活,维持军队持续不断的攻击力,直到城市被攻克。
在十三世纪,蒙古人的作战理念应该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武器装备亦是先进的,等。
大西洋贸易亦称大西洋三角贸易,三角是指非洲、新大陆和欧洲:其中非洲主要出口奴隶,新大陆主要出口糖、棉花等其它农产品,而欧洲则从事加工生产和消费。16—18世纪,西欧国家通过大西洋贸易掠夺性地积累了巨额财富。这在极大地推动了西欧国家,特别是英国和法国经济的迅速发展,为工业革命奠定了经济基础。
(1)大西洋三角贸易为西欧北美资本主义发展积累了资金。三角贸易,特别是奴隶贸易为西欧国家资本主义发展带来的巨额资金,是任何其他行业无法相比的。 1710年、1730年、1750年、1770年英国奴隶贸易利润分别是 11万英镑、5.5万英镑、21.46万英镑、34.22万英镑,而同期的煤炭出口总价值却分别只有 5.8万英镑、8万英镑、14.8万英镑、26.1万英镑。如果将其他两笔利润计算在内的话,数额更大。三角贸易的利润迅速转化为积累资本。
(2)大西洋三角贸易推动了西欧北美地区工业的早期发展。在英国,三角贸易对工业的推动作用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推动了英国纺织业的发展。在英国人从事的三角贸易中,纺织品贸易一直占有重要地位。英国出口美洲和非洲的毛纺织品总价值从 1669—1701年的 185,000镑增至1772—1774年的 1,148,000镑 。1750年和1769年,英国出口西非和美洲殖民地的棉纺织品总价值分别为 9,743镑、1,904镑和 142,302镑、40,597镑。巨额出口反过来推动了英国纺织业的巨大发展。其二,促进了英国造船业的繁盛。规模日益膨胀的奴隶贸易对船只的要求越来越高,因而造船业的投资迅速增加,从 1750—1780年间的平均每10年约150万镑, 增至 1781—1807年间的每 10年约近400万镑。结果, 造船业规模日巨。其三,推动了英国其它制造业的发展。
与英国类似,法国工业发展也得益于大西洋三角贸易。以黑奴贸易为契机,18世纪法国最大的贩奴港南特,发展起了造船业、纺织业、制糖业、五金业等制造业,成为殖民地产品的主要供应者。北美殖民工农业经济的发展亦“部分”得益于三角贸易。三角贸易推动了北美殖民地部分工农业经济部门的较快发展, 主要表现在:其一,三角贸易推动了造船业的发展。“18世纪,造船业已成为新英格兰最主要工业部门,,其中心就是位于马萨诸塞湾的波士顿,1720年它就拥有 14个造船厂,1673— 1715年仅此地就造船300艘,其中 1/5销往国外。”其二,随着以奴隶贸易和奴隶劳动为基础的南方棉花种植园经济的发展,东北部地区逐渐从出口南方棉花并以进口的外国工业品供应南方和西部,逐步过渡到自己生产这些南方、西方以及东北部本身消费的工业品。
1929—1933年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是开始于美国的股票交易所,很快涉及工业、 农业、商业和金融业等各经济部门,然后波及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大危机。这次危机生产下降幅度之大,危及范围之广,失业率之高,持续时间之长,使它成为资本主义 发展史上最严重的一次世界性经济危机,这也是这次危机的基本特点;危机期间,农业危机、信贷危机与工业危机同时并发,相互交织,是这次危机的又一大特点,也是这次危机比历次危机更深刻的一个原因及表现;危机的另一个特点是,危机结束后,不见经济复苏。
第一,由于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之间的矛盾,20世纪20年代的资本主义经济繁荣并未带来共同的富裕,相反地,却加剧了贫富差距。这就大大限制了社会购买力。
第二,即使繁荣时期,工业部门的开工也严重不足,大批工人失业,而失业的存在必然降低社会购买力,为危机准备了条件,这就导致了生产相对过剩与人民购买力相对不足的矛盾。
第三,国际经济不平衡,导致了国际市场上滞销的农产品、初级产品越积越多,富裕国家增加的收入并未用来购买大批量基本食粮;另一些国家确确实实需要更多的食物,而收入又不足以购买这些东西。垄断资本企图维持垄断价格,使得问题更为严重。这又导致许多国家的农业处于慢性危机之中。
第四,伴随着20年代的繁荣出现的地产和股票的投机狂热,增加了金融市场的不稳定性。这种空前猖獗的金融投机活动为货币和信贷系统的崩溃埋下了隐患。
第五,自1924年执行《道威斯计划》起,德国从美国得到大批贷款,德国以此向其它国家支付战争赔款,这种对美国资本的依赖,不仅成为德国经济不稳定的主要原因,同时也使得国际金融关系中潜伏的危机为表面上似乎牢固的信贷关系的假象所掩盖。正是在上述种种矛盾的综合作用下,世界经济大危机不可避免的到来了。
直接后果就是工农业生产锐减,企业停产,银行倒闭,失业人口增加,人民生活苦 不堪言,社会秩序混乱。
第一,严重的危机大大激化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矛盾。资本家千方百计地把危机 后果转嫁到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身上,削减工资,提高捐税等等,从而大大激化了阶级矛盾。
第二,经济危机使帝国主义与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矛盾也尖锐起来。危机年代,资本主义国家竭力压低殖民地半殖民地原料和农产品价格,并向这些地区倾销工业品,殖民当局还增加捐税,使殖民地半殖民地经济遭到严重破坏,人民生活日益恶化,这就激起了民族解放运动的进一步高涨。
第三,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进一步激化,各国垄断资产阶级为了转嫁和摆脱危机,加紧争夺市场和原料产地,从而在国际关系中展开了一场空前激烈的经济战。
第四,经济危机打破了战后建立起来的赔款制度和债务关系。德国要求取消赔款,美国支持德国的要求,1933年协约国赔款会议宣布废除赔款,这就打乱了各国的债务关系,法国英国等国宣布停止向美国偿还战债,从而加剧了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及国际金融的不稳定性。
第五,危机导致国际格局发生急剧变化,德日意三国因占有较少资源,一方面竭力摆脱对其他国家的依赖,另一方面宣扬对外扩张的理论,从而建立了法西斯专政统治。
(一)内容。1945年2月4-11日,斯大林、罗斯福、丘吉尔在苏联克里木岛的雅尔塔举行了战时第二次会议。会议发表了《雅尔塔会议公报》,签订了《雅尔塔会议议定书》和《雅尔塔协定》以及有关附录等文件。主要内容是:(1)关于德国。决定在德国投降后,由苏、美、英、法分区占领,并在柏林设立管制委员会。德国必须赔偿盟国的损失,并实行非军国主义化。(2)关于波兰的疆界和政府的组成。最后达成原则协定:现今在波兰行使职权的临时政府(即受苏联支持的卢布林政府),应在更广泛的基础上改组,以容纳波兰国内外的民主力量。关于波兰疆界,东部依照寇松线,而在西部和北部波兰应得到领土补偿,西疆的最后定界应待和会解决。(3)关于联合国。经过争论,解决了两个难题。一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应成为创始会员国。二是提交安理会的问题分为两类:一类是实质性问题,美、苏、英、中、法五大国有否决权;另一类是程序问题,如果常任理事国为争端当事国,则该国不得参加投票。会议还决定,1945年4月25日在美国旧金山召开联合国成立大会。(4)关于苏联参加对日作战。最后达成秘密协定,苏联答应在德国投降后两三个月内参加对日作战,条件是:外蒙古的现状应予维持;由日本在1904年日俄战争中从沙俄手中夺取的“权益”须予恢复,包括归还库页岛南部及邻近一切岛屿、大连商港国际化、恢复苏联租用旅顺为海军基地、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由中苏共同经营;千岛群岛须交予苏联。
(二)影响。雅尔塔会议是战时苏、美、英三大国最重要的一次会议。它所确定的打败德国、肃清德国法西斯主义、对日作战、规划战后世界和平以及三大国合作等项基本原则,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会议及其协议还贯穿了苏、美、英三大国主宰世界、划分势力范围的强权政治原则。
经济民主化改革。为了彻底铲除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的经济基础,战后日本经济民主化改革主要围绕着解散财阀、禁止垄断和农地改革两大问题展开。
(1)解散财阀,禁止垄断。以封建血缘家族为中心形成的日本财阀,具有封建性和封闭性的特点,是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的经济基础。日本投降后,作为日本经济非军事化和民主化的一个重要内容,盟军总司令部指定日本政府解散财阀。1945年12月,日本政府提出解散财阀方案,经盟军总司令部批准后开始实施,至1947年基本完成。
(2)实行农地政策。在美国占领当局的敦促下,日本政府先后于1945年12月、1946年10月两次颁布《农地改革法》。该法规定不在村地主的全部出租地和在村地主超过1町步的出租地(北海道为4町步)由国家征购,专卖给农民;农民应付的地价,分24年还清;残存出租地的地租改为货币地租,地租率为水田的25%以下。农地改革到1949年基本完成。经过农地改革,基本上消灭了寄生地主及其土地所有制,建立了以自耕农为主的小农经济,从而刺激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农业发展,并为日本经济起飞创造了条件。
在城邦普遍建立的同时,希腊人还进行了大规模的海外殖民。这一时期的殖民与荷马时代的部落迁移 有所不同,它具有更广阔的社会背景,所以史称“大殖动”。希腊的海外殖民不仅和古代一般的民族迁移不同,更与近现代的资本主义殖民侵略有别。从过程看,海外殖民通常是由某一城邦发起,它就是母邦;母邦把部分公民迁移到海外某地另立家园,它就是子邦——殖民城邦。因此,这种殖民活动是城邦为解决自身发展问题而采取的措施。
(1)希腊人殖民的基本动因是过剩人口对生产力的压力,迫使在本邦走投无路的人们到外乡寻求生存空间。造成人口过剩的因素主要表现为人口的自然增殖和人为的土地兼并。荷马时代相对平静的居民生活使人口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原本山多地瘠的希腊半岛的耕地更显得不足。新兴的城邦只好把多余人口送到海外谋生。
(2)商业者为觅得廉价原料产地和产品倾销市场,希望到海外建立贸易据点,扩大经济贸易圈。
在上述因素的交互作用下,公元前8世纪至前6世纪,希腊各城邦掀起了向海外殖民的热潮。初始时只是民间分散和无计划的殖民,后来发展成为由政府组织的殖动。
(二)从过程上看,海外殖民通常是由某一城邦发起,它就称为母邦;母邦把部分公民迁移到海外某地另立家园,它就是子邦——殖民城邦。因此,这种殖民活动是城邦为解决自身发展问题而采取的措施,也可以说是古风时代希腊国家形成和扩散的一种表现形式。参加殖民的是母邦公民团体的一分子,殖民后便是新邦公民团体的成员,而殖民城邦和母邦在政治经济关系上都是平等的。所有子邦都是希腊世界的新成员,它们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都和希腊本土诸邦相类似,殖民城邦最集中的海外地区——意大利南部甚至有“大希腊”之称。
从公元前8世纪中叶到前6世纪的200多年间,希腊殖民者在地中海、黑海地区建立起数以百计的殖民城邦,其范围之广泛与影响之深远在古代是没有先例的。大殖动对殖民地土著居民和希腊各邦产生不同的影响。
对希腊人来说,殖民等同于一次地理大发现,极大地拓展了希腊世界的范围,开拓了希腊人的眼界。从此,希腊本土与地中海、黑海地区成为一个有密切经济文化联系的整体,既有利于对东方文明成就的吸收,也推动了落后地区的文明进程;殖动促进了希腊工商业和海上贸易的发展,壮大了工商业奴隶主的政治和经济实力,也加强了贫民阵营的力量,有助于平民反贵族的斗争和民主政治的建立;海外殖民还增加了奴隶的外部来源,给破产农民找到了出路,缓解了希腊城邦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内部矛盾,为希腊的繁荣奠定了基础;殖动的进一步发展巩固了希腊小国寡民的城邦制度,使其始终未像东方同家一样统一的专制帝国。
对殖民地土著居民来说,希腊殖动是一场深重的灾难。希腊殖民伴随着侵略和暴力,殖民者的成功是建立在当地土著居民痛苦基础之上的。
高卢地区的法兰克人是蛮族中最落后的一支,于486年建立法兰克王国。法兰克王国经历了墨洛温(486—751年)和加洛林(751—987)两个王朝。在墨洛温王朝初期,即5—6世纪时。法兰克人的居住地还处在农村公社阶段。法兰克人对被征服地区的作法与西哥特人和汪达尔人也不同,对土地不是部分没收或全部没收,然后同被征服者一起定居下来,而是与罗马人分开居住。6世纪初,法兰克人与高卢罗马人开始逐渐融合,《萨利克法典》正式这种融合的产物。此时,土地制度及社会关系发生了一些变化,土地不再定期分配,而是由各个家庭世代占有,不过,氏族关系的残余依然存在。从6世纪下半叶到9世纪,法兰克开始了封建化进程。由于罗马遗民与法兰克人在比例上差不多,罗马因素与日耳曼因素通过融合,向封建制度过渡的进程比其它蛮族王国相对快些,所以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把法兰克王国视为封建化的典型。
在封建化进程中,法兰克王国逐步强大起来,到加洛林王朝第二位君主查理统治时期(768—814),该王国进入鼎盛时期,查理通过长期征服战争,建立起了一个庞大的帝国。查理不仅重视武功,也重视文治,面对落后的蛮族社会,查理积极提倡文化教育,并且带头学习文化,他在成年时还学习拉丁文和希腊文。他也邀请各国的学者到宫中讲学,在这些学者的帮助下,查理办起了许多教会学校,强令贵族子弟免费入学。查理下令搜集和抄写古代拉丁文和希腊文的手稿。流传至今的罗马作家的作品,几乎全都是在这个时期抄定的。修道院里开设图书馆,收藏教父作品以及古希腊罗马作家的作品和中世纪早期的历史著作。查理大帝还邀请欧洲最好的建筑师、雕刻家和画家来建造修道院和教堂,查理大帝的文化政策对于提高日耳曼人文化和恢复古典文化是有积极作用的,所以有加洛林“文艺复兴”之说。在罗马帝国灭亡后的三百多年,西欧又建立起一个大帝国。查理被罗马教皇称之为“伟大的罗马人皇帝”,而他所建立的帝国被人们称之为“罗马帝国”或查理曼帝国。
1603年德川家康就任征夷大将军,在江户建立德川幕府。德川幕府实行以幕府 为核心、诸藩为支柱的中央集权专制统治,史称幕藩体制。
(一)将军拥有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力量,他是全国人民和土地的最高支配者。将军以下,幕府设“大老”“老中”和“若年寄”等三个重要官职,合称“三役”,辅佐将军管理幕府。三役以下设寺社、勘定、江户三奉行。地方政权是大名的藩国,藩主(大名) 在藩国内享有行政、司法、税收和军事的全权,但必须接受幕府的严格监督。为了巩固幕藩体制,德川幕府实行严格的身份制度和兵农分离制度,把全国居民分成士农工商四个等级,不得混淆;武士必须集居城里,农民固定在农村。
(二)在对外关系方面,德川家康实行的是锁国政策。从1633年至1639年,幕府连续五次颁布“锁国令”,其主要内容是(1)禁止日本船出海贸易和日本人与海外往来,偷渡者处以死刑;(2)取缔天主教传教士,对潜入日本的传教士应予以告发和逮捕,以防天主教在日本的蔓延;(3)对驶抵日本的外国船实行严密的监视,贸易活动也由幕府进行严格的管制。德川幕府奉行锁国政策长达两个多世纪之久,它虽然巩固了幕藩体制,却使日本与外界隔绝,不利于吸收外国先进科学技术和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一)戈尔巴乔夫推行“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路线是苏联解体的最直接的原因。苏联的解体没有通过武力或战争,而是和平地解体的。除西方长期“和平演变”的政策外,主要还是苏联自身、苏共领导集团、主要领导人推行一系列错误路线与政策所致。
(二)传统的高度集权的体制是苏联解体的深层次的社会历史原因。传统体制 后来越来越对社会经济发展起着阻碍作用,经济建设长期搞不上去,社会生产力和 人民生活提高缓慢,甚至倒退。这严重挫伤了广大生产者的积极性和创造精神。在传统体制没有根本改变的情况下,苏联过去的改革屡屡失败,社会经济的发展由停滞走向危机,动摇了社会主义的基础和政权根基。复杂的民族矛盾和冲突以及执政党政治上集权过度,民主不足,个人专断,官员腐败,使苏联日益严重地与群众脱离,招致群众的不满等等,也是促成苏联解体的重要原因。
(三)争夺世界霸权的对外政策,大大地加重了苏联的沉重负担。庞大的军费开支和援外开支使国家的经济不堪重负。
埃赫那吞是古埃及新王国第18王朝的一位国王(约前1379-前1362年在位),原名叫阿蒙霍特普四世。在位期间他进行过著名的改革:宣布只有太阳神阿吞才是全埃及唯一应该崇拜的神,取消对阿蒙神和其他神的信仰;封闭阿蒙神庙和其他神庙,驱逐其祭司,没收其财产;下令除掉公共场所和神庙墙壁上的“阿蒙”字样;建阿吞神庙,并奉献田产、牲畜和其他财物;将其名字中的“阿蒙”改为“阿吞”,改名为“埃赫那吞”,意为“对阿吞有益的人”;在底比斯以北建新都;编写了许多歌颂阿吞的诗歌和创作了许多具有现实主义的艺术作品。埃赫那吞改革遭到以阿蒙神庙祭司集团和地方贵族势力的强烈反对,死后其改革被取消。
古印度佛教艺术遗址,位于马哈拉施特拉邦境内。始凿于公元前2世纪,直延续到7世纪中叶。现存30窟(包括一未完成窟)。从东到西长550米,全部开凿在离地面10~30米不等的崖面上。阿旃陀石窟的雕刻从题材上分佛教造像、装饰纹样。其中佛教造像可分早中晚3期,后期雕像,规模扩大,人物的刻画更加细腻精巧,形态也更加优美。
中国高僧玄奘曾在7世纪初朝圣阿旃陀(āzhāntuó),《大唐西域记》卷十一记为摩诃剌他国东境的阿折罗伽蓝及石窟。随着佛教的衰落,这里门庭冷落,逐渐被人忘却,成为狐兔窟穴。直到19世纪初才被重新发现,引起世人瞩目。
11-12世纪编成的基辅罗斯法令汇编。《罗斯法典》是在东斯拉夫人习惯法的基础上,结合罗斯历代大公颁布的法令编纂而成。法典中反映了罗斯封建关系的形成过程,其目的在于保护封建所有制。《罗斯法典》是研究基辅罗斯历史的珍贵资料。
16世纪抄皇伊凡四世推行的土地制度。为彻底铲除贵族分裂势力的根基,伊凡四世把全国土地划分为特辖区和普通区两部分:中央地区和南部地区定为特辖区,约占全国土地的一半,由沙皇直接管理;特辖区内原属大贵族的世袭领地一律改为王室领地,分封给为沙皇服役的中小贵族;其余远离中央的偏远地区定为普通区,由贵族组成的杜马管理,凡在特辖区被没收了世袭领地的贵族,可以在普通区获得土地作为补偿。伊凡为了对付大贵族反抗,还组成了一千人的特辖军团。
马基雅维利是杰出的政治思想家、历史学家、文学家和军事家,近代资产阶级政治学的奠基人,被誉为近代政治学之父。《君主论》是他的代表作,完整的提出了资产阶级的国家学说。全书系统的阐述了君主统治的各种方式和君主夺权治国的策略思想和政治权术。马基雅维利从历史和现实的经验出发,以人的眼光来观察政治,使政治摆脱宗教和道德的束缚。
齐默曼电报,是一份由德意志帝国外交秘书阿瑟·齐默尔曼于1917年1月16号向德国驻墨西哥大使发出的加密电报。电报内容建议与墨西哥结成对抗美国的军事联盟,但被英国40号办公室情报机关截获。“齐默尔曼电报”被公认为改变历史进程最深、对时代影响最大的单一电报文。这封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由德国外交部长发给驻墨西哥大使,提议和墨西哥结盟进攻美国的绝密电报文的泄漏,导致了恪守中立的美国加入协约国阵营对德宣战。敌对双方——以英国为首的协议国集团和以德国为首的同盟国集团——当时对峙胶着的态势很快被打破,此后战争只持续了一年多,就以同盟国集团投降宣告结束。
印度民族解放运动的领袖,在印度有“圣雄”之称。1869年出生,从小受印度教和耆那教的“非暴力”思想的深刻影响。1919年领导了印度人民反对《罗拉特法》的斗争。1920年倡导和开展非暴力不合作运动。1924年当选国大党主席。1929年国大党授权甘地领导运动。甘地主张印度教徒与伊斯兰教徒团结合作,提倡给予妇女和“不可接触者”平等地位。1948年1月30日在赴祷告场途中被一个狂热的印度教徒开枪杀害。
(一)内容。公元前107年,马略在平民的拥护下当选为执政官,出任朱古达战争中罗马军队的总指挥。并在后几年中连任执政官,率军作战。在此期间,为了增强罗马军事力量,取得战争胜利,马略实行了军事改革。主要内容为:
(1)以募兵制代替公民兵制。原公民兵制按财产等级征兵编队,但有限的公民数量不能满足连年争战日益增大的征兵需要,募兵制取消了财产资格限制,吸收无产者入伍。实行这一制度,使他很快征集到补充北非军团所需的新兵,大约有 5000〜6000人。不过,马略采用募兵制后,公民兵制并未完全废除,在公元前1世纪,当招募志愿兵不能满足需要时,往往又强制征集公民参军。马略实行募兵制后,士兵除获得薪饷外,还可得到国家提供的武器给养,且供养不再在军饷中扣除。
(2)明确兵役期限。原公民兵制无兵役期限,公民临战从军,休战务农。马略明确规定了16年为募兵制期限,使士兵复员有期可望,缓解了征兵的难度。
(3)规定了军饷和复员优待制度。凡军人都有规定的军饷。一般情况下,士兵一年发1200阿司,百人队长加倍,骑兵发三倍。明确和稳定的军饷标志着军队的职业化,军人从公民中分离出来。特别重要的是,规定了复员军人由国家分给一份土地体现安置和优待,极大地调动了应征入伍者的积极性。
(4)改革军队编制。为了加强军团的机动灵活性,马略在军团中推行联队制。 联队是介于军团和连队之间的组织,配有600名重装步兵,能够单独执行战术任务, 独立进行军事行动。每个军团有10个联队,每个联队辖3个连队(6个百人队)。联 队制军团的作战阵式仍保持三列队法。
(5)马略还统一军队的武器装备,重装步兵一律配备投枪和短剑,并改进了投枪构造和运载工具。此外,马略对军队进行严格训练,把当时角斗学校的训练方法引入军中,以提高士兵的战术技能。
经过军事改革和整顿,罗马军队的战斗力大为提高。马略依靠改组的军队,于公元前105年胜利结束了朱古达战争。从公元前104年开始,马略用了4年时间,击退了侵入那尔旁高卢和意大利帕杜斯河流域的北方日耳曼人的两支部落——森布里人和条顿人,保卫了意大利北部边疆。
(二)意义。马略军事改革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这次改革冲破旧的城邦制度的传统,改变了罗马以公民兵为基础的军事制度。募兵制代替公民兵制,使得大批无业游民加入军队,部分地解决了小农破产而引起的社会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国家安定。通过广开兵源和提高军队战斗力,解决了当时罗马军队出现的问题,符合奴隶主阶级加强统治和进行对外战争的需要,进一步推动了罗马奴隶制国家的发展。改革导致罗马军队社会成分的变化,使罗马军队由农民为骨干的公民兵变成了以无产者为主要来源的职业军队。改革后逐步建立起来的老兵分配份地的制度,也改变罗马土地问题的性质,即由破产农民要求恢复土地的斗争变为老兵争取份地的斗争。职业兵的出现改变了罗马共和国领导军队的局面,从而为军事将领实施独裁统治奠定了基础。
蒙古人的战斗力首先来自他们强烈的征服意识,蒙古人可能是世界上最具有征服意识和尚武精神的民族之一。
蒙古军队强大的战斗力来源于他们的铁的纪律和极端的服从意识。服从意识是形成强大战斗力的重要原因,在作战中,只有所有人都完全听从指挥员的命令,才能形成强大的战斗力。
首先是蒙古人的吃苦能力极其强悍。由于蒙古人在严寒和艰苦的环境中长大,都具有极为坚韧耐劳的性格,对物质条件的待遇几乎从不讲求,爬冰卧雪在其视为常事。远距离跋涉更是从小的习惯。对物质条件的不讲究,使蒙古军队的后勤负担很轻。因此,蒙古军人拥有其他民族战士所没有的连续作战的意志和能力,这是西方那些养尊处优的贵族骑兵们永远难望其项背的。
蒙古人建立了与战争相适应的社会组织,在蒙古,除了大汗的亲军之外,没有专门的军队,每个蒙古人,既是普通老百姓,又是战士。在平时,他们放牧,在作战的时候,他们就自备武器跟随首领出发。
可以说,他们是典型的“全民皆兵”,每个人都具有双重身份,对外发动战争时,可以全民动员,全民不分男女老幼都可以参加作战行动。如对花剌子模国的长期围困,就是全民参与,在城下放牧生活,维持军队持续不断的攻击力,直到城市被攻克。
在十三世纪,蒙古人的作战理念应该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武器装备亦是先进的,等。
大西洋贸易亦称大西洋三角贸易,三角是指非洲、新大陆和欧洲:其中非洲主要出口奴隶,新大陆主要出口糖、棉花等其它农产品,而欧洲则从事加工生产和消费。16—18世纪,西欧国家通过大西洋贸易掠夺性地积累了巨额财富。这在极大地推动了西欧国家,特别是英国和法国经济的迅速发展,为工业革命奠定了经济基础。
(1)大西洋三角贸易为西欧北美资本主义发展积累了资金。三角贸易,特别是奴隶贸易为西欧国家资本主义发展带来的巨额资金,是任何其他行业无法相比的。 1710年、1730年、1750年、1770年英国奴隶贸易利润分别是 11万英镑、5.5万英镑、21.46万英镑、34.22万英镑,而同期的煤炭出口总价值却分别只有 5.8万英镑、8万英镑、14.8万英镑、26.1万英镑。如果将其他两笔利润计算在内的话,数额更大。三角贸易的利润迅速转化为积累资本。
(2)大西洋三角贸易推动了西欧北美地区工业的早期发展。在英国,三角贸易对工业的推动作用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推动了英国纺织业的发展。在英国人从事的三角贸易中,纺织品贸易一直占有重要地位。英国出口美洲和非洲的毛纺织品总价值从 1669—1701年的 185,000镑增至1772—1774年的 1,148,000镑 。1750年和1769年,英国出口西非和美洲殖民地的棉纺织品总价值分别为 9,743镑、1,904镑和 142,302镑、40,597镑。巨额出口反过来推动了英国纺织业的巨大发展。其二,促进了英国造船业的繁盛。规模日益膨胀的奴隶贸易对船只的要求越来越高,因而造船业的投资迅速增加,从 1750—1780年间的平均每10年约150万镑, 增至 1781—1807年间的每 10年约近400万镑。结果, 造船业规模日巨。其三,推动了英国其它制造业的发展。
与英国类似,法国工业发展也得益于大西洋三角贸易。以黑奴贸易为契机,18世纪法国最大的贩奴港南特,发展起了造船业、纺织业、制糖业、五金业等制造业,成为殖民地产品的主要供应者。北美殖民工农业经济的发展亦“部分”得益于三角贸易。三角贸易推动了北美殖民地部分工农业经济部门的较快发展, 主要表现在:其一,三角贸易推动了造船业的发展。“18世纪,造船业已成为新英格兰最主要工业部门,,其中心就是位于马萨诸塞湾的波士顿,1720年它就拥有 14个造船厂,1673— 1715年仅此地就造船300艘,其中 1/5销往国外。”其二,随着以奴隶贸易和奴隶劳动为基础的南方棉花种植园经济的发展,东北部地区逐渐从出口南方棉花并以进口的外国工业品供应南方和西部,逐步过渡到自己生产这些南方、西方以及东北部本身消费的工业品。
1929—1933年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是开始于美国的股票交易所,很快涉及工业、 农业、商业和金融业等各经济部门,然后波及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大危机。这次危机生产下降幅度之大,危及范围之广,失业率之高,持续时间之长,使它成为资本主义 发展史上最严重的一次世界性经济危机,这也是这次危机的基本特点;危机期间,农业危机、信贷危机与工业危机同时并发,相互交织,是这次危机的又一大特点,也是这次危机比历次危机更深刻的一个原因及表现;危机的另一个特点是,危机结束后,不见经济复苏。
第一,由于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之间的矛盾,20世纪20年代的资本主义经济繁荣并未带来共同的富裕,相反地,却加剧了贫富差距。这就大大限制了社会购买力。
第二,即使繁荣时期,工业部门的开工也严重不足,大批工人失业,而失业的存在必然降低社会购买力,为危机准备了条件,这就导致了生产相对过剩与人民购买力相对不足的矛盾。
第三,国际经济不平衡,导致了国际市场上滞销的农产品、初级产品越积越多,富裕国家增加的收入并未用来购买大批量基本食粮;另一些国家确确实实需要更多的食物,而收入又不足以购买这些东西。垄断资本企图维持垄断价格,使得问题更为严重。这又导致许多国家的农业处于慢性危机之中。
第四,伴随着20年代的繁荣出现的地产和股票的投机狂热,增加了金融市场的不稳定性。这种空前猖獗的金融投机活动为货币和信贷系统的崩溃埋下了隐患。
第五,自1924年执行《道威斯计划》起,德国从美国得到大批贷款,德国以此向其它国家支付战争赔款,这种对美国资本的依赖,不仅成为德国经济不稳定的主要原因,同时也使得国际金融关系中潜伏的危机为表面上似乎牢固的信贷关系的假象所掩盖。正是在上述种种矛盾的综合作用下,世界经济大危机不可避免的到来了。
直接后果就是工农业生产锐减,企业停产,银行倒闭,失业人口增加,人民生活苦 不堪言,社会秩序混乱。
第一,严重的危机大大激化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矛盾。资本家千方百计地把危机 后果转嫁到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身上,削减工资,提高捐税等等,从而大大激化了阶级矛盾。
第二,经济危机使帝国主义与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矛盾也尖锐起来。危机年代,资本主义国家竭力压低殖民地半殖民地原料和农产品价格,并向这些地区倾销工业品,殖民当局还增加捐税,使殖民地半殖民地经济遭到严重破坏,人民生活日益恶化,这就激起了民族解放运动的进一步高涨。
第三,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进一步激化,各国垄断资产阶级为了转嫁和摆脱危机,加紧争夺市场和原料产地,从而在国际关系中展开了一场空前激烈的经济战。
第四,经济危机打破了战后建立起来的赔款制度和债务关系。德国要求取消赔款,美国支持德国的要求,1933年协约国赔款会议宣布废除赔款,这就打乱了各国的债务关系,法国英国等国宣布停止向美国偿还战债,从而加剧了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及国际金融的不稳定性。
第五,危机导致国际格局发生急剧变化,德日意三国因占有较少资源,一方面竭力摆脱对其他国家的依赖,另一方面宣扬对外扩张的理论,从而建立了法西斯专政统治。
(一)内容。1945年2月4-11日,斯大林、罗斯福、丘吉尔在苏联克里木岛的雅尔塔举行了战时第二次会议。会议发表了《雅尔塔会议公报》,签订了《雅尔塔会议议定书》和《雅尔塔协定》以及有关附录等文件。主要内容是:(1)关于德国。决定在德国投降后,由苏、美、英、法分区占领,并在柏林设立管制委员会。德国必须赔偿盟国的损失,并实行非军国主义化。(2)关于波兰的疆界和政府的组成。最后达成原则协定:现今在波兰行使职权的临时政府(即受苏联支持的卢布林政府),应在更广泛的基础上改组,以容纳波兰国内外的民主力量。关于波兰疆界,东部依照寇松线,而在西部和北部波兰应得到领土补偿,西疆的最后定界应待和会解决。(3)关于联合国。经过争论,解决了两个难题。一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应成为创始会员国。二是提交安理会的问题分为两类:一类是实质性问题,美、苏、英、中、法五大国有否决权;另一类是程序问题,如果常任理事国为争端当事国,则该国不得参加投票。会议还决定,1945年4月25日在美国旧金山召开联合国成立大会。(4)关于苏联参加对日作战。最后达成秘密协定,苏联答应在德国投降后两三个月内参加对日作战,条件是:外蒙古的现状应予维持;由日本在1904年日俄战争中从沙俄手中夺取的“权益”须予恢复,包括归还库页岛南部及邻近一切岛屿、大连商港国际化、恢复苏联租用旅顺为海军基地、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由中苏共同经营;千岛群岛须交予苏联。
(二)影响。雅尔塔会议是战时苏、美、英三大国最重要的一次会议。它所确定的打败德国、肃清德国法西斯主义、对日作战、规划战后世界和平以及三大国合作等项基本原则,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会议及其协议还贯穿了苏、美、英三大国主宰世界、划分势力范围的强权政治原则。
经济民主化改革。为了彻底铲除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的经济基础,战后日本经济民主化改革主要围绕着解散财阀、禁止垄断和农地改革两大问题展开。
(1)解散财阀,禁止垄断。以封建血缘家族为中心形成的日本财阀,具有封建性和封闭性的特点,是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的经济基础。日本投降后,作为日本经济非军事化和民主化的一个重要内容,盟军总司令部指定日本政府解散财阀。1945年12月,日本政府提出解散财阀方案,经盟军总司令部批准后开始实施,至1947年基本完成。
(2)实行农地政策。在美国占领当局的敦促下,日本政府先后于1945年12月、1946年10月两次颁布《农地改革法》。该法规定不在村地主的全部出租地和在村地主超过1町步的出租地(北海道为4町步)由国家征购,专卖给农民;农民应付的地价,分24年还清;残存出租地的地租改为货币地租,地租率为水田的25%以下。农地改革到1949年基本完成。经过农地改革,基本上消灭了寄生地主及其土地所有制,建立了以自耕农为主的小农经济,从而刺激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农业发展,并为日本经济起飞创造了条件。
在城邦普遍建立的同时,希腊人还进行了大规模的海外殖民。这一时期的殖民与荷马时代的部落迁移 有所不同,它具有更广阔的社会背景,所以史称“大殖动”。希腊的海外殖民不仅和古代一般的民族迁移不同,更与近现代的资本主义殖民侵略有别。从过程看,海外殖民通常是由某一城邦发起,它就是母邦;母邦把部分公民迁移到海外某地另立家园,它就是子邦——殖民城邦。因此,这种殖民活动是城邦为解决自身发展问题而采取的措施。
(1)希腊人殖民的基本动因是过剩人口对生产力的压力,迫使在本邦走投无路的人们到外乡寻求生存空间。造成人口过剩的因素主要表现为人口的自然增殖和人为的土地兼并。荷马时代相对平静的居民生活使人口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原本山多地瘠的希腊半岛的耕地更显得不足。新兴的城邦只好把多余人口送到海外谋生。
(2)商业者为觅得廉价原料产地和产品倾销市场,希望到海外建立贸易据点,扩大经济贸易圈。
在上述因素的交互作用下,公元前8世纪至前6世纪,希腊各城邦掀起了向海外殖民的热潮。初始时只是民间分散和无计划的殖民,后来发展成为由政府组织的殖动。
(二)从过程上看,海外殖民通常是由某一城邦发起,它就称为母邦;母邦把部分公民迁移到海外某地另立家园,它就是子邦——殖民城邦。因此,这种殖民活动是城邦为解决自身发展问题而采取的措施,也可以说是古风时代希腊国家形成和扩散的一种表现形式。参加殖民的是母邦公民团体的一分子,殖民后便是新邦公民团体的成员,而殖民城邦和母邦在政治经济关系上都是平等的。所有子邦都是希腊世界的新成员,它们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都和希腊本土诸邦相类似,殖民城邦最集中的海外地区——意大利南部甚至有“大希腊”之称。
从公元前8世纪中叶到前6世纪的200多年间,希腊殖民者在地中海、黑海地区建立起数以百计的殖民城邦,其范围之广泛与影响之深远在古代是没有先例的。大殖动对殖民地土著居民和希腊各邦产生不同的影响。
对希腊人来说,殖民等同于一次地理大发现,极大地拓展了希腊世界的范围,开拓了希腊人的眼界。从此,希腊本土与地中海、黑海地区成为一个有密切经济文化联系的整体,既有利于对东方文明成就的吸收,也推动了落后地区的文明进程;殖动促进了希腊工商业和海上贸易的发展,壮大了工商业奴隶主的政治和经济实力,也加强了贫民阵营的力量,有助于平民反贵族的斗争和民主政治的建立;海外殖民还增加了奴隶的外部来源,给破产农民找到了出路,缓解了希腊城邦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内部矛盾,为希腊的繁荣奠定了基础;殖动的进一步发展巩固了希腊小国寡民的城邦制度,使其始终未像东方同家一样统一的专制帝国。
对殖民地土著居民来说,希腊殖动是一场深重的灾难。希腊殖民伴随着侵略和暴力,殖民者的成功是建立在当地土著居民痛苦基础之上的。
高卢地区的法兰克人是蛮族中最落后的一支,于486年建立法兰克王国。法兰克王国经历了墨洛温(486—751年)和加洛林(751—987)两个王朝。在墨洛温王朝初期,即5—6世纪时。法兰克人的居住地还处在农村公社阶段。法兰克人对被征服地区的作法与西哥特人和汪达尔人也不同,对土地不是部分没收或全部没收,然后同被征服者一起定居下来,而是与罗马人分开居住。6世纪初,法兰克人与高卢罗马人开始逐渐融合,《萨利克法典》正式这种融合的产物。此时,土地制度及社会关系发生了一些变化,土地不再定期分配,而是由各个家庭世代占有,不过,氏族关系的残余依然存在。从6世纪下半叶到9世纪,法兰克开始了封建化进程。由于罗马遗民与法兰克人在比例上差不多,罗马因素与日耳曼因素通过融合,向封建制度过渡的进程比其它蛮族王国相对快些,所以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把法兰克王国视为封建化的典型。
在封建化进程中,法兰克王国逐步强大起来,到加洛林王朝第二位君主查理统治时期(768—814),该王国进入鼎盛时期,查理通过长期征服战争,建立起了一个庞大的帝国。查理不仅重视武功,也重视文治,面对落后的蛮族社会,查理积极提倡文化教育,并且带头学习文化,他在成年时还学习拉丁文和希腊文。他也邀请各国的学者到宫中讲学,在这些学者的帮助下,查理办起了许多教会学校,强令贵族子弟免费入学。查理下令搜集和抄写古代拉丁文和希腊文的手稿。流传至今的罗马作家的作品,几乎全都是在这个时期抄定的。修道院里开设图书馆,收藏教父作品以及古希腊罗马作家的作品和中世纪早期的历史著作。查理大帝还邀请欧洲最好的建筑师、雕刻家和画家来建造修道院和教堂,查理大帝的文化政策对于提高日耳曼人文化和恢复古典文化是有积极作用的,所以有加洛林“文艺复兴”之说。在罗马帝国灭亡后的三百多年,西欧又建立起一个大帝国。查理被罗马教皇称之为“伟大的罗马人皇帝”,而他所建立的帝国被人们称之为“罗马帝国”或查理曼帝国。
1603年德川家康就任征夷大将军,在江户建立德川幕府。德川幕府实行以幕府 为核心、诸藩为支柱的中央集权专制统治,史称幕藩体制。
(一)将军拥有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力量,他是全国人民和土地的最高支配者。将军以下,幕府设“大老”“老中”和“若年寄”等三个重要官职,合称“三役”,辅佐将军管理幕府。三役以下设寺社、勘定、江户三奉行。地方政权是大名的藩国,藩主(大名) 在藩国内享有行政、司法、税收和军事的全权,但必须接受幕府的严格监督。为了巩固幕藩体制,德川幕府实行严格的身份制度和兵农分离制度,把全国居民分成士农工商四个等级,不得混淆;武士必须集居城里,农民固定在农村。
(二)在对外关系方面,德川家康实行的是锁国政策。从1633年至1639年,幕府连续五次颁布“锁国令”,其主要内容是(1)禁止日本船出海贸易和日本人与海外往来,偷渡者处以死刑;(2)取缔天主教传教士,对潜入日本的传教士应予以告发和逮捕,以防天主教在日本的蔓延;(3)对驶抵日本的外国船实行严密的监视,贸易活动也由幕府进行严格的管制。德川幕府奉行锁国政策长达两个多世纪之久,它虽然巩固了幕藩体制,却使日本与外界隔绝,不利于吸收外国先进科学技术和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一)戈尔巴乔夫推行“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路线是苏联解体的最直接的原因。苏联的解体没有通过武力或战争,而是和平地解体的。除西方长期“和平演变”的政策外,主要还是苏联自身、苏共领导集团、主要领导人推行一系列错误路线与政策所致。
(二)传统的高度集权的体制是苏联解体的深层次的社会历史原因。传统体制 后来越来越对社会经济发展起着阻碍作用,经济建设长期搞不上去,社会生产力和 人民生活提高缓慢,甚至倒退。这严重挫伤了广大生产者的积极性和创造精神。在传统体制没有根本改变的情况下,苏联过去的改革屡屡失败,社会经济的发展由停滞走向危机,动摇了社会主义的基础和政权根基。复杂的民族矛盾和冲突以及执政党政治上集权过度,民主不足,个人专断,官员腐败,使苏联日益严重地与群众脱离,招致群众的不满等等,也是促成苏联解体的重要原因。
(三)争夺世界霸权的对外政策,大大地加重了苏联的沉重负担。庞大的军费开支和援外开支使国家的经济不堪重负。
(四)西方敌对势力的“和平演变”战略是苏联解体的强大助推力。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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