徘徊的无谋剑士周鸿祎简介: 全国政协委员,九三学社中央委员,360集团创始人兼CEO,教授级高级工程师,中国互联网协会副理事长。

　　“我觉得人生来就要有理想,人生来就可以狂妄。我的理想很明确,我这辈子就要做一个电脑软件的开发者。做一款产品,改变世界。”

　　有人说,互联网是改革开放的下半场——不仅是因为历史进程的重合,更重要的是,与中国的其他行业相比,互联网行业更开放,更透明,更崇尚创业文化,更鼓励大胆创新,也产生过足够多的阳光财富和社会偶像,是未来中国年轻人驰骋的战场。

　　10年前,知名财经作家吴晓波写成中国第一本商业史著作《激荡三十年:中国企业1978—2008》,出版时恰逢改革开放30周年。

　　书中写道:互联网是一个机会,是唯一一个年轻的中国公司全面战胜跨国公司的机会,他是一道光,照亮了一代人的光荣与梦想。

　　周鸿祎身在这一代。互联网照亮的,不仅是他的光荣和梦想,还有他的犹豫与恐惧、战斗与成长。

　　“我更感谢这样的互联网环境,能容纳我这样一个‘异类’的存在。有人说我有点偏执,也有人说老周不懂人情世故,离开了互联网肯定四处碰壁,多半成为一个一事无成的老愤青,最多也就是一个性格古怪的程序员。”

　　周鸿祎喜欢冒险。2008年,360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正式推出360杀毒软件,并且宣布永久免费开放给用户使用。此前,周鸿祎遭到的几乎都是反对的声音。

　　“我知道如果将整个安全业务免费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可以预知的公司内部的反对,意味着砍掉现有杀毒续费高达2亿元的收入。”但他还是决定,执行免费策略,去冒险。

　　这场被周鸿祎称作“凤凰涅蓜”的颠覆,虽经历挫折,却也最终帮助360在商业化模式的探索上找到了光明。

　　2003年,周鸿祎正运营自己创办的公司3721。逢“非典”袭来,没人敢坐飞机,但没人敢坐飞机也就意味着没人做生意了。“这正是我去全国各地推销产品、抢占市场的大好时机。”周鸿祎戴着防毒面具,穿梭在机场间,到全国各地见代理商。这个逆向的行为方式,帮他在企业的销售渠道建设上,打开了局面。

　　“广阔天地,大有作为”,需要的是脚踏实地去探索。“非典”期间冒险一般的“上山下乡”,将周鸿祎和他的公司,从巨大的围剿中拯救了出来。

　　在郑州四平八稳的单位家属院里长大,在“学霸”和“学渣”角色间游走,周鸿祎成绩不错,但上课被老师罚站、课下与同学追打。

　　自认为与现实世界有些格格不入,周鸿祎便在阅读中找到了离开现实的办法。他爱读《林海雪原》《敌后武工队》这样的革命书籍,也在冒险小说《金银岛》中发现了新世界———那是一个充满魔幻色彩的少年历险故事。

　　冒险、闯荡、藏宝、以正压邪,这些情节的描写突破了周鸿祎对于阅读的旧有认知,也激发了他的探险欲望。他曾效仿书里的英国少年,带着同伴组成小分队,钻到居民楼附近的竹林去找宝藏。居民小区的每一次溜达,都被他想象成一场去远方的刺激旅行。

　　当年周鸿祎的3721与百度,后来的360与雅虎,再到后来的3Q大战,周鸿祎的斗士形象,一日胜过一日鲜明。

　　虽然在他看来,2010年时他无意招惹腾讯——“即使是在外界看来非常好斗的我,既不想主动发起一场战争,也不愿意被动地经历一场浩劫。”

　　腾讯公布“二选一”之前,周鸿祎跟马化腾斗了8个月。导火索是腾讯在2010年3月上线的QQ医生,后来升级为QQ电脑管家,其木马查杀、安全防护、软件管理等功能,都是360在市场立足的关键技术。数次电话沟通未果,他选择战斗——

　　这场战争成为焦点,周鸿祎一战成名。从那时候开始,爱穿红色polo衫的周鸿祎,渐渐成了互联网世界里人人都知晓的“红衣斗士”“大炮”。而这场3Q大战,也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互联网格局的转折点。

　　但对于周鸿祎来说,厮杀与愤怒,冲动和决绝之后,反思和纠正才最为重要。他喜欢塔勒布的《反脆弱》里的描述和理论:如果我们能够掌握反脆弱的机制,那么我们就具备了从随机、波动和无序中获益的能力,在外部环境不断地变化、冲击中,使得我们自身变得更加强大。

　　1985年,大洋彼岸,一本叫《硅谷热》的书出版。当时,硅谷的正在书写:PC革命、半导体、软件神话;惠普、英特尔、苹果;休利特、乔布斯……当时,身在硅谷的年轻人想的是,“激励世界,影响社会。”

　　也是1985年,中国改革开放还不久,上海刚刚发行第一张计算机报——《少儿计算机报》。15岁的周鸿祎得知这张报纸创刊,迫不及待让家里订了一份。从此他生活的一大期盼,就是报纸寄到家来。

　　报纸第一次送达,附送了一张彩色的键盘纸。那个时候,周鸿祎还没见过键盘,他和父亲一起把它小心翼翼压在写字台玻璃板下。后来他还常对着玻璃板,模拟打键盘。

　　《少儿计算机报》是一份16开小报,当时在报纸上活跃的少年们显露了计算机方面的天赋。宓群、梁建章等等,后来都成了互联网圈里响当当的人物。周鸿祎至今还记得,当年梁建章用计算机程序写成的诗歌,七言律诗,让他佩服不已。

　　“这份报纸对我影响深远。它除了介绍在上世纪80年代初初显峥嵘的少年同辈之外,还会介绍很多美国的各种计算机软件,就像今天的手机App一样。”周鸿祎感觉,自己像是走到一个黑洞附近,不知不觉被吸引了进去。周鸿祎还开始自学Basic语言,“感觉那语言比文学世界还迷人”。

　　在那个年代,进入机房需要兴师动众。周鸿祎回忆中,老师让同学们安静,换上拖鞋,顺次进入。但当老师还在讲上机的要领时,他已经迫不及待在计算机上输入程序了。这是期盼多年的机会,他有备而来,手抄了报纸上的Basic程序带了过去。

　　周鸿祎抄的是一个做抛物线的程序,一个小程序把抛物线做成炮弹,然后把目标击中。击打键盘的时候,周鸿祎心里怦怦直跳,兴奋不已。整节课,他无心听老师介绍,整个人专注在程序输入上。因为敲键盘的速度太慢,直到下课铃响,周鸿祎还在敲最后一行程序。老师让大家起身离开机房,而他还死死钉在座位上。结果是,老师揪着周鸿祎的领子,把他从机房里拎了出去。

　　多年后和中学同学相聚,谈起当年的周鸿祎,大家都说他很有个性,烫了卷发,眼神充满对这个世界的不服气。也有人回忆起他当年在学校练习武功和柔道的事,勤奋地在校园里练习鲤鱼打挺,后来还带着双节棍上课。但是没人知道,他当时已经如痴如醉,沉浸在计算机的世界里。

　　高二那一年,开班会。班主任让大家谈谈理想。同学们依次登场,侃侃而谈。轮到周鸿祎,他缓缓走上台,环顾四周,站在黑板上空心的“我的理想”四个大字前,顿了顿,发表了人生第一次有关理想的演说。

　　“我的理想很明确,我这辈子就要做一个电脑软件的开发者。做一款产品,改变世界。”

　　后来到西安交通大学念书学习计算机,周鸿祎的感觉是———正中下怀。他曾通宵达旦,只为手抄一份软件的说明书,在“走火入魔”的黎明嘴角上扬;也曾争分夺秒待在机房,在攻破学校的计算机中心意外当上黑客之际,心惊肉跳。

　　“我就是这样天真无畏地爱着计算机世界里的一切。那个世界的一切给我很‘对’的感觉,给我提供着源源不断的灵感,提供给我大千世界里一个唯一久待不腻的角落。”

　　多年以后商场沉浮,周鸿祎还能想起来,在计算机世界里拥有的“一直都在的安宁”。

　　直到上世纪90年代初,大三的周鸿祎才读到《硅谷热》。当时的他,正在去往上海一个单位实习的火车上。这本如今看起来瘦小破旧的书,是周鸿祎心中“荡气回肠”的著作,硅谷的兴起、发展和未来,给了周鸿祎内心以丰厚滋养。

　　“它像一阵催化剂,让我这个理工男的内心波澜壮阔。”他决定,要像硅谷的年轻人一样,“激励世界、影响社会”。

　　其实更早一点,1988年接到西安交通大学录取通知书之时,周鸿祎在《中国青年》杂志上就读到过一篇文章,其中描述的场景俨然是“硅谷热”的中国版:几个大学生,毕业之后被分配到了航天部、研究院等部门工作。但他们心怀大志,想用自己的力量做出产品。于是,他们集体辞职,创立了一家软件公司,没日没夜写程序、做软件,等稍微有一点钱,大家就合资买了一辆车,夏天开车去北戴河游泳、放松,充满了电再回来疯狂编程。日子过得有张有弛,所有的人是被宏伟的目标驱动。

　　读到这篇文章的10年后——1998年,周鸿祎28岁,在方正工作数年,辞了职。

　　那一年,互联网在全世界掀起了一场汹涌的革命。中国互联网也快速发展。在这之前,网络只是极客的天下,而在1998年,中国互联网正在进入一个全面兴起前的酝酿阶段,普通人开始对上网有了感觉。

　　是巧合也不是巧合,除周鸿祎以外,第一代互联网创业者在当时纷纷“裸辞”。《沸腾十五年》里记录:1995年,丁磊从宁波电信局辞职,按规定,这个时候大学生辞职要补偿国家培养大学生的费用,要交1万元。但丁磊没有那么多钱,只能“提着箱子离开了单位,结果按照除名处置”。同一年,马云向杭州电子科技大学提出辞职,第二天就借了10万元注册公司。他们比“裸辞”做得更进一步,一辞职就负了债。

　　熙熙攘攘的中关村里人头攒动,联想、方正等一批中国IT行业的软硬件企业散布周边。那时,中关村除了“电子一条街”名称之外,还有“骗子一条街”的头衔,中关村楼下就是熙熙攘攘的菜市场,从中关村一路穿行,会遇到一堆抱着小孩的妇女兜售各种光盘。混乱中,中国互联网酝酿的是一场你追我赶的革命。

　　周鸿祎决心靠自己来实现做互联网产品的想法。他心里那原本模糊的中文上网产品的想法渐渐变得清晰。他带着方正两个旧部,搬到中关村一间出租房里,开启了又一次创业生涯。

　　说又一次,是因为早在周鸿祎读书和在方正期间,他已有过两次创业经历。但起名为“信心”和“飞扬”的两款产品的失败,没有摧毁他的信心,也没有阻止他想要飞扬的壮志。

　　租的房子极其破旧,两室一厅,水泥地面,没有窗户,白天也没有光,周鸿祎理想中的硅谷“车库式”创业就这样正式开始。他迈进了自己年轻时想象的场景。出自“不管三七二十一”,起名为“3721”的网站就在这个残破的民居里联向中国和世界。

　　产品是否有未来?如何吸引投资?怎样做好产品和管理?周鸿祎一度焦头烂额。员工的分工混乱不清,新产品的方向迟迟定不下来,而公司大的战略也经常摇摆。他的印象就是,天天一大堆人聚在一起讨论策略,研究各种互联网兴起的新概念,会议的结果,却往往是大家都说不出一个所以然。

　　到了2000年,3721的产品线还没有建立好,盈利模式也还不清晰。中国互联网行业却已开始拥抱冬天。这一年,也是周鸿祎面对激烈竞争被逼成“圣斗士”的开端。

　　周鸿祎直面CNNIC的竞争,经历与百度的争执,调整思路,进行渠道重建,状况渐渐好了起来。

　　“我总是对别人说,竞争对手是你的磨刀石,竞争对手越强大,对你的磨炼和考验越大。很多坚强的性格,都是残酷的市场竞争的衍生品。狼性和血性都是伴随着对人性的观察和考验而来的。”

　　2003年,周鸿祎33岁,他在投资人的游说下,以1.2亿美元的价格变卖了3721,变身职业经理人,成为雅虎中国总经理。

　　并购协议刚刚签订不久,是2003年的圣诞节。周鸿祎带着雅虎中国全体300多名员工去了三亚度假,吃烧烤、喝啤酒。面对着大海,周鸿祎致辞道:“雅虎中国这架飞机马上就要起飞了,新的雅虎要有新的精气神和风貌,当然,我们也要做不同的事情,去改变这个世界。”

　　那夜,壮志满怀的周鸿祎和员工喝高了,他还在泳池边表演了浅池跳水,醒来一看,门牙掉了两颗。

　　周鸿祎试图用雅虎的强势地位在搜索领域突围,却陷入跨国公司在中国文化冲突与线年,他选择离开。

　　此时的他,想念回到创业时的状态感受。憧憬中夹带着煎熬。高兴,但是大多数时间将伴随着绝望。“但是,对于一个像我这样的人来说,只有在这种极限运动中,才能体会到生的快乐,短暂的安逸让我如坐针毡。”

　　周鸿祎回到了自己和众多风险投资公司共同投资的公司——奇虎。据说起名为“奇虎”,是因为“骑虎难下”这个成语,他们希望网民上了这个网站就再也难以下去。一些人说,奇虎翻译成英文即StrangeTiger——周鸿祎这头“奇怪的老虎”,又下山了。

　　2011年360登陆美股以后,大家慢慢发现,周鸿祎在公众视野里出现少了,也越来越惜字如金了。

　　在2017年的互联网安全大会上,周鸿祎解释了自己近几年沉默的原因:作为中国最大的网络安全公司,我们真的感觉到了很大的压力和挑战……希望大家理解,我正在学习变得更加稳重。

　　“做好大安全”,也是周鸿祎的解释中,360退出美股,回到A股的原因之一———2018年2月28日,360在上交所举行敲钟仪式,历时3年回归路的360登陆A股。

　　“我们正处于一个‘大安全’时代。网络安全已经不仅仅是网络本身的安全,更是国家安全、社会安全、基础设施安全、城市安全、人身安全等更广泛意义上的安全。”同样是在去年中国互联网安全大会上,周鸿祎在主旨演讲中说道。

　　随着网络安全的挑战越来越大,周鸿祎说自己也陷入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内省和思考。“安全是360的安身立命之本,做到一定程度上它不仅是个业务,也是个责任,并且安全还要做大,‘大安全’时代,360不只是免费杀毒,拦截骚扰电话,它在今天的工业安全、社会安全、国家安全、网络战攻防方面都能发挥重要的角色。”

　　一度闭关又出关,周鸿祎最大的变化是低调,“我希望给360一个和平发展的环境”。

　　改变的,不仅是周鸿祎的说话风格和谈论重点。这几年,日益“稳重”的周鸿祎还加入九三学社,成为全国政协委员。

　　全国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召开前一天,周鸿祎就两会相关话题接受媒体采访,记者蜂拥而至,他有条不紊。“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你提的提案是不是有效,是不是能够切中时弊,最终落实到具体行动上。”

　　周鸿祎今年带上会的4件提案,也均与国家网络安全相关。分别涉及网络安全人才培养、网络安全漏洞的及时修补、网络安全事件处理以及网络安全事故责任划分的建议,“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

　　“《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的出台和实施,解决了中国公民在网络安全方面有法可依的问题。但是在执行过程中,需要解决很多细致问题。所以这次我讲了在网络安全过程中比较实际的问题。“

　　加入九三学社几年间,周鸿祎起草的关于“勒索蠕虫病毒事件的反思及建议”“网络安全行业人才培养”等报告,得到中共中央主要领导同志批示。2016年先后两次参与九三学社中央的调研,前往宁夏、新疆等地,积极对接帮扶。

　　讲述过去,周鸿祎喜欢从读过的各种书里找到对应心志的说辞。他是个纯粹的理工男,也一直欣喜于接受人文的洗礼。和很多其他互联网中人一样,他对乔布斯有一种特殊的关注和理解,也对乔布斯关于科技与人文结合的理念深深赞同。这些,也对应了周鸿祎的另一个侧面:

　　他是个超级电影迷,家里的硬盘存有成千上万部电影。他也是个音响发烧友,办公室和家里的音响都调到了顶级水平。他从小读郑渊洁童话,读唐诗宋词,读黑格尔和卡夫卡,还曾模仿卡夫卡《变形记》,中学还写过一篇小说,叫《我与苍蝇的对话》……

　　大学期间的创业失败曾让他和伙伴郁郁寡欢。他窝在宿舍里看了几天几夜的《王朔全集》。从西安碑林边上的小书店买来后,周鸿祎一口气读完。“那个时候我喜欢上了王朔。他的文字不装腔作势,充满着对困难的解构。”

　　这些细碎的侧面和细节,潜移默化构成周鸿祎在后来复杂的互联网世界解决问题的能力,也让他能够以一种理解的态度和不同的视角,去面对困难与挫败,非议和挑战,“我的字典里没有‘苟活’这两个字”

　　经历过对计算机痴狂的少年时代,有过贫穷的程序员生涯,度过经典商战的九死一生……周鸿祎的成长和事业发展的过程,也见证着中国互联网从草莽、无序,走向规范、真实、强大。

　　“在中国进行了15年的变革之后,世界把它的左脚踏进了互联网的河流,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是幸运的。当互联网这个幽灵从美国东海岸的实验室里攒将出来,搅乱整个商业世界的游戏规则时,已经初步完成了体制和观念的转轨,特别是形成了一定的民间资本力量的中国正好踩在这个转型点上。很难想象,如果中国的经济改革再迟10年,或者互联网的浪潮提前10年到来,中国的今天和未来,将会是一番怎样的格局。”

　　《激荡三十年》描述了中国发展的关键节点与世界互联网发展的奇妙之处:一切都是恰逢其时。

　　周鸿祎,和那一代的互联网创业者,也是如此。不早不晚、获得了历史进程的眷顾。

　　但获得眷顾,却并非只因为踩在了节奏上。在《沸腾15年》中,作者林军曾试图为第一代中国互联网创业者做一个集体画像。他发现,这些人有一个被公众自觉不自觉遗忘的共同属性,那就是:他们虽然年纪不同、背景不同、地域不同、性格不同,却同样有着比其他人更加强大和自信的内心世界,他们都志向高远,目标远大,希望改变自我的同时,改变世界。

　　但周鸿祎也说,如果有一天我变得堕落了,保守了,那年轻一代就会起来打倒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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