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盛gamsco对贫困农村缺医少药感同身受，革命战争时期，更是因药品短缺受尽困扰，对药品的重要性自然认识深刻。不管在井冈山根据地，还是在闽赣苏区、延安，他都非常重视药品的生产工作。1944年3月22日，在中央宣传工作会议上讲话时指出：“至于药品问题，边区应该发展这方面的工业。普通的药尽量自己制造，必要的还可以到边区以外去买，为了人民的福利当然可以到外边去买。”强调自力更生，自办药厂、医疗材料厂，保证了药品供应，保证了根据地的生存发展，也保证了军民的健康，从而才有了革命的胜利。

　　新中国成立后，主张医药生产也要坚持“革命和建设都要靠自己”。他对中医药的生产和配送十分重视，在1954年提出：“对各省生产药材应加以调查保护，鼓励生产，便利运输，改进推销。……过去一些中药因加工设备的技术不良，浪费很大，包装和贮藏方法不好，霉烂损坏的现象很严重，亦应加以改进。从事这些工作的机构，今后应采取公私合营，制药人员应按技术水平分别给予技术干部看待。”在经济建设问题上，始终坚持从中国具体实际出发，独立自主地走中国经济的发展之路。1958年6月，他又提出要“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破除迷信，独立自主地干工业、干农业、干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认真学习外国的好经验，也一定要研究外国的坏经验——引以为戒，这就是我们的路线”。正是在这一信念的激励和引导下，中国人民克服了资金、技术、设备等均严重不足的不利情况，在医药方面，取得了成功研制青蒿素、人工合成牛胰岛素等成就。

　　强调，不能以赚不赚钱来看药品医疗。他一直认为医药是为人民服务的，药品是保护劳动力的，不能以药品能否赚钱来衡量医院的作用。1965年7月19日，和医务人员谈话时指出：“县卫生院认为赚钱的医疗队就好，不赚的、少赚的就不好，这难道是人民的医院？”“药品医疗不能以赚钱不赚钱来看。一个壮劳力病了，给他治好病不要钱，看上去赔钱，可是他因此能进行农业或工业生产，你看这是赚还是赔？”“有些医院，医生就是赚钱，病人病不大或没有什么病也要他一次次看，无非是赚钱。甚至用假药骗人。有两个十七八岁的青年，说检查了，有脊柱病。我说不要信，这是他们骗。要他们去休养，两三个星期回来了还不是照常上班。搞一些赚钱的医院、赚钱的医生、假药，花了钱治不了病，我看还不如拜菩萨，花几个铜板，买点香灰吃，还不是一样？”

　　1965年8月15日，在听取卫生部部长钱信忠等人的汇报谈到药品问题时，插话指示：“药品应当降价。”“看来国家出了钱，实际是划得来的。国家出点钱保护生产力是合算的。药钱拿不起也可以不拿。”“使用在农民身上的那部分药费，由国家出。”在的主张下，国家对药品供应、医疗卫生服务实行免费、半免费和低价供应的政策，既帮助群众解决了防治疾病的问题，又减轻了群众经济上的负担，群众真正得到了实惠。

　　重视医药工业产业的发展。1953年，国家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及生物制品规程，兴建了北京、上海、成都等六大生物制品研究所，接管并调整医药院校，协调药品生产经营和使用的管理。1955年，轻工业部、卫生部、商业部联合召开全国医疗器械专业会议，要求各地有计划、有步骤地对私营医疗器械厂家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对进口药物也开始了规范管理检验。先后成立了中国药材公司、中国医药公司和中国医药工业公司，建立了新中国药品生产、经营、科研的完整产业体系。1956年4月，发表《论十大关系》讲话，从中央和地方、管理单位和生产单位之间的关系出发，认为：“把什么东西统统都集中在中央或省市，不给工厂一点权利，一点机动的余地，一点利益，恐怕不妥。”1964年1月7日，和听取等关于1963年12月召开的全国工业交通工作会议情况的汇报，当谈到试办托拉斯问题时说：（试办托拉斯）目前这种按行政方法管理经济的办法，不好，要改。1965年4月17日，北京市的一份材料《全国医药托拉斯成立后的新情况》反映：医药托拉斯统一安排生产后，北京市药品品种减少，供应量下降，一批常用药严重脱销，这种统法不能适应医药生产供需的特殊情况。4月29日，就该材料所反映的情况批示等：“迅速、周密地解决。”随后，北京等六大城市医药生产服务站成立，主要配合解决各医疗单位和市场急需的药品，安排“零星小包装、小规格、小批量”的“三小”药品以及特殊配方药品的生产任务。1974年，国家成立化工部医药局负责药品的研发和生产。在这期间各省、专署和县、公社都成立了医药公司、医药站，负责药品的采购和配送。

　　综上所述，回顾新中国成立后这段时期，国民健康水平大幅度跃升，平均寿命从新中国成立前的35岁增加到了1978年的68岁；初生婴儿死亡率从1950年约250‰下降到1981年的低于50‰；很多流行性疾病，如天花、霍乱、性病等得到较彻底的消除，而寄生虫病如血吸虫病和疟疾等得到了大幅度的控制。新中国在改善人民健康状况方面取得的这些成就，同当时的发展中国家相比，是十分突出的。这些成就，离不开的精心指导，医疗卫生领域的许多重大举措都是指示、部署、推动的。他把“一切为了人民健康”作为社会主义医疗卫生事业的根本宗旨，体现了人民的根本利益，明确了社会主义卫生事业的人民性、社会性、公益性，坚持卫生工作为人民服务，使新中国的卫生工作取得了巨大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