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红的狗茎2022年,在政策推动、技术迭代、市场演变下,中国医疗健康行业发展进入新局面。尤其是受新冠肺炎疫情限制、地缘政治动荡、经济不确定性、利率上升等因素影响,中国医疗健康产业面临新的挑战。尽管经济不确定性和市场波动依然存在,但中国医疗健康创新与崛起已成为必然趋势。
日前,在中国医药创新促进会投资专业委员会主办的《医药创新说》直播活动上,摩根大通证券(中国)有限公司投资银行主管黄国滨担任主持人,与中国医药创新促进会执行会长宋瑞霖,中国医药创新促进会投资专业委员会候任主委、启明创投主管合伙人梁颕宇围绕《医疗健康产业创新与投资展望》展开讨论,针对在从“规模扩张”向“提质增效”演变的过程中,医疗健康产业如何与资本融合创新,激发产业发展和监管创新活力,塑造高质量发展的医疗健康创新生态环境等话题,展开深入探讨。
2022年,我们进入了一个新时代,这个时代的定义很广泛,包括市场、大环境、疫情在内的各种因素,对医药创新都提出了新的挑战。
第一个问题,结合目前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和资本市场环境,两位认为医药行业面临哪些机遇和挑战?
宋瑞霖:线上的各位同仁,大家好!医药产业的特点是技术高度密集和国际化的紧密结合,与国际市场和国际关系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伴随着中美关系在疫情之后所发生的重大变化,加之中美贸易战和俄乌战争的影响,给我国医药创新带来了巨大挑战和不确定性。
目前医药产业面临的最大压力来自于中美科技的脱钩,导致科研机构和项目之间的国际合作受到了冲击。俄乌战争致使全球在乌克兰和俄罗斯地区的临床试验被迫终止,进一步加大了医药产业创新发展的挑战。医药产业创新发展与国际形势密不可分,这种挑战和困难是我们必须要应对的。我们必须营造能够激发医药产业创新活力的、有利于医药产业高质量和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环境,以应对诸多不确定干扰因素。
梁颕宇:非常感谢宋会长,让我们有这个机会跟大家做分享。我也非常同意新冠疫情持续、地缘政治动荡,以及经济下行等因素,的确给全球各国的公共医疗卫生体系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同时更充分地体现了发展医疗健康创新产业的紧迫性和必要性。面对这些不确定的因素,我们看到中国的医疗健康行业呈现出很强的发展韧性和抗周期、防风险能力,激发了很多企业的发展潜力和创新活力。
举两个我们投资企业的案例,新冠成为中国创新疫苗真正走向国际的起点,以康希诺生物(为代表的重要企业成功研发出新冠疫苗,为中国乃至全球提供创新、优质、可及的疫苗。康希诺生物研发的吸入式新冠疫苗,也是全球唯一成功完成三期临床的吸入式新冠疫苗,这是中国药企里做得非常好的一家企业。
另外是义翘神州(301047.SZ),凭借多年积累的生物试剂研发生产技术平台和研发经验,仅用11天时间完成了新冠病毒关键蛋白的研发和生产,率先在全球首发新型冠状病毒靶点蛋白试剂,有500多个课题组第一时间登记申请。
所以在新药研发、病毒检测和诊断、公共医疗辅助器材和技术等关键环节,中国的医疗健康企业都做出了很多突破。相信中国未来在医疗卫生领域的投入会继续加大,中国高科技输出的价值也将越来越明显。
挑战方面不得不说,受疫情的封控影响,不少企业的供应链、生产、科研、临床试验、市场活动等面临重重压力。同时受国际因素的影响,中国企业境内上市速度有所放缓,已上市的中概股股价也受挫了,一、二级市场出现估值倒挂现象,使得投资者变得更为谨慎。疫情形势使基层医疗能力的建设更受关注,更强医疗的可及性,及公共卫生对防治的要求进一步提高,大众对疾病的预防有了更直观的认知。
黄国滨:谢谢你的分享!结合这个问题,我也想继续问一下,因为你过去二十多年深耕医疗投资,也投了上百家企业。你觉得哪些医药细分市场会成为未来的趋势?会得到资本市场、投资界的认可?
梁颕宇:虽然疫情、市场震荡给创投行业带来一定的挑战,但同时也是机构回归投资本质,洞察行业的变化,寻找真正好的公司的一个时机。大家也看到,这大半年整个投资都已经慢下来了,而且我们也看到很多同业要不就是选择“躺平”,要不就是投资节奏慢了很多。我们对于投资中国的医药、医疗健康产业,依然充满很大的信心,医药行业未来的增长逻辑是不变的。
今年上半年,我们启明创投投资的节奏基本保持不变,投资的进度和规模与去年的同期大致是相当的,其中不少是对已投资项目的追加。作为投资人,我们也会尽量为企业提供帮助,解决各种不确定因素下,企业所面临的诸多挑战和困难等等。所以我们在这段时间也更多地跟不同的公司去沟通,看看有什么可以帮助的,也花了很多精力,我们的团队用超过50%的精力去帮助我们的公司。
所以中国巨大的市场需求支撑了这个行业快速的增长,在全球医药创新、产业链分工的背景下,中国医疗健康的投资环境迎来了难得的历史性机遇,GDP的增长、政府的政策利好、中国家庭收入的提高,都成为人们追求更高生命质量的基石,而人口的老龄化、癌症、心脏病等疾病的发生率,也要求医疗健康行业企业的发展水平和发展速度与之相匹配。
说到投资领域,我们还是会扎根在创新药、器械、诊断、服务等领域,不会有太大的改变,因为毕竟我们在这个领域也投了将近190家公司,有90几家公司已经变成所在领域的领军者,在中国,随着社会的发展,以及疫情使大众对个人健康和疾病的认知有所提高,之前我们觉得被忽视的疾病领域也开始受到关注和重视,比如说慢性疾病、传染病、妇科疾病等领域,所以我们还是非常看好医药企业,会持续对很多新的公司和已投公司增加投资。
黄国滨:刚才我们讨论了宏观,现在回到微观层面。大家可以看到,想要赢得投资者对于企业乃至行业发展的信心,离不开资本市场和相应的政策。资本市场可能的震荡,包括二级市场的估值可能低于一级市场,以及政策的不确定性,对医药创新企业的短期和中期有什么影响?先从梁颕宇女士开始。
梁颕宇:短期来看,其实在全球的宏观经济变化下,受市场的影响,投资者会变得更为谨慎。我们也看到很多海外的投资者,最近这大半年都已经退出了,等到什么时候才可以再回来呢?其实大家也在观望。企业的市场估值也在发生变化,医疗健康领域在过去的一段时间出现有点过热的现象,尤其是新冠疫情的原因出现一些估值的泡沫,一些新股的破发就是对市场的教育,资本投资需要回归到理性的角度。
在美国那边,这两年上市的公司大概有60%、70%都是在临床阶段,由于烧钱很多,许多公司的交易价格低于现金余额,他们需要募集更多的资金来实现重要的里程碑,有的公司最终可能会把募来的钱耗尽。在香港和A股里面也有看到类似的公司,明显会少一点,我们看到有些实现了里程碑,有些在削减成本。这两周情况不错,我们看到一些公司的股价在上涨,有的上涨了50%、80%。
从中长期而言,市场调整和监管的规范化是企业实现创新发展、高质量发展的契机,有利于医疗健康产业长期的发展。对于投资机构而言,估值调整是发现优质企业的好时机。在这样的市场环境变化下,投资机构会花更长的时间来建立起甄别硬科技企业技术壁垒的专业能力,进行充分的市场调查,回归价值投资本源,不再盲目追随热点。
一个直观的现象,美国在过去的两年中,其实有很多通用型基金,是二级市场的基金或者是TMT的基金,希望能够在医药医疗健康领域投资,但是他们现在都退出了,因为开发一款新药可能要花8-10年的时间,而且被投企业也需要有相关专业经验的人来帮助他们,很多通用型的基金不具备这样的能力,特别是在现在这样的阶段,很多企业家越发希望能获得有专业经验的投资人的引导。
对于企业而言,创业者会更着眼于企业的经营业绩和内在价值,关注如何用技术来解决未被满足的临床需求,通过“练内功”来提升企业的竞争力和市场的价值。
宋瑞霖:如何构建开放包容、富有活力的医药创新生态环境是决定一个国家和社会能否创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近期医药板块二级市场股价的回调现象,是由产品市场需求、投资者认知和研发者理念等多方面因素交织影响的结果。创新属性越强,社会面随之而来的关注和支持就越高。投资人对于创新的认知和判断影响了投资行为。对于研发者和产品而言,应该重点关注是否满足临床需求、未来市场空间和竞品的具体情况。
投资界对于创新的认知不足,导致花费了大量资源在me too领域,所以形成了投资泡沫,当市场遇冷的时候,泡沫便会崩塌。对于传统企业,是以企业的现金流和盈利能力等财务指标作为市值的判断基础,对于创新企业,则是根据企业未来的市场成长空间来确定市值。如果成长空间没了,何谈市值。
创新企业的价值与国家利好政策息息相关。国家设立新药重大专项、国家药监局等监管部门加速审评审批和相关细则的落地,帮助产业解决了产品上市前的堵点问题。产品上市后能不能够获得合理的利润空间便成为各界关注的、需要各方携手解决的热点问题。
医保一直以来做了大量工作,对创新药加速调入医保目录,惠及患者做了重要贡献。医保为创新药制定单独的支付体系,是非常必要的,也是中国药促会近年来一直在倡导的。如果按照现行固定报销比例的模式,会造成由医保支付能力决定创新药价格的怪象,致使创新药的价值与价格脱钩,造成创新企业不能获得合理的收益和利润,整个产业失去未来的成长空间,丧失自主创新研发的动力和积极性。此外,医药也应为商业保险的未来发展留出空间。
中国的创新药还面临着一个窘境,进医保也未必能进医院,所以才出现了双通道的政策。重大专项是因临床急需而设,国家予以充分支持,当产品上市后,医院却不用,这体现出政策配套衔接的矛盾。只有医院对于创新药采取鼓励使用而非限制使用的政策,广大患者才能更便捷地享受到创新成果带来的切实受益。所以,我国医药创新生态环境需要从产业主体立项研发、资本投入支持研发、国家政策鼓励研发等多维度协同构建。
作为创新药企业,当它没有产品上市的时候,市值是高的,有产品上市后,市值反而降低了,这是足以引发全社会深思和反思的客观实际和问题。如果不能做好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不能够给医药产业合理的市场预期和回报,资本会远离医药产业,缺少了资本的支持,创新便难以为继。
黄国滨:非常好!其实也是下一个问题,您刚才提到的创新药产品上市可能反而影响市值,很多企业也在考虑转型,寻找第二增长曲线,在这个方面,不知道两位有什么建议?
宋瑞霖:有些企业产品立项的原则是追求热度较高的靶点,或依据自身能力去布局管线。优质的创新药企业在产品立项前,会充分调研市场需求,如何通过提高产品临床价值来满足尚未满足的临床需求,这是医药产品永恒的生命力。原研药需要国家从药品监管乃至医院用药和医保给予更多的关注。中国还要结合自身的独特优势,发挥我们的长处。
2022年7月14-15日,国家药监局指导召开“国家中药科学监管大会”,特别邀请美国、欧盟、日本等发达医药创新体在天然药物领域的审评专家来介绍植物药科学监管相关内容。天然药物是以中药为基础的升华,如果能在天然药物领域实现突破,中国医药创新将会迎来更大的发展。
药促会研究后发现,在某些领域,中国部分机构的研发水平和进度实际上处于和世界先进水平齐头并进的状态,国际领先的机构在做二期临床试验的时候,国内机构已经完成了一期临床试验。任何一个企业的产品都不可能覆盖全球的药物供应,而我们如果能够把握住机会,尽早上市,我们就能实现我们自身的价值。
梁颕宇:我觉得是“向内”寻找力量的过程,企业要苦练内功,不断强化企业的管理,加大研发的投入,增强企业内生动能。在当前的市场环境下,企业的全产业链体系化优势越来越重要,研发的管线、团队执行能力、商业化能力、产能搭建等缺一不可。
现在我们也会跟我们投资的公司说,如果公司本来有10个产品,在现在的市场大环境下,是不是应该看看有多少个产品能够真正往前推,去做临床。包括刚才宋会长说了,会关注哪个产品比较创新且具备市场竞争力。同时也会看到这几个药,如果要去做临床,费用是怎么样的,现在每一家公司都要关注自己的现金流等。
以我们投资的企业再鼎医药(NASDAQ:ZLAB, 09688.HK)为例,在经历最初的医药授权引进模式发展之后,其实目前再鼎医药的团队已经具备了过硬的医药研发能力。AI制药领军企业Schrödinger(NASDAQ:SDGR)、英矽智能,从创立之初就已经非常重视技术能力的建设和提升,利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来介入医药研发。很多在线的医药行业的朋友们,我觉得都可以想想,通过不同的渠道,来看看怎么加强自己产品的优势。
同时,企业也可以向外走出去,通过全球化布局来获取海外市场的份额,开启企业的第二增长曲线。近些年中国的创新药,海外临床和授权交易增长迅速,我们投资的加科思(01167.HK)就是走在创新药出海浪潮前沿的企业之一,它在2020年6月份与美国艾伯维制药公司(AbbVie)签订了合作近10亿美元的全球战略合同协议,将它在研药物SHP2抑制剂的海外权益授权给艾伯维,这也是中国小分子在研项目对外授权金额最大的交易之一,也是中国创新药站在国际舞台上的代表案例。
包括得益于这项交易,加科思作为临床阶段的公司,在2020年产出4.86亿元的收入,是以18A章在港股上市的生物科技公司中,少数没有商业化就能推动对外授权交易产生收入的公司之一,也是少数能从全球市场获得商业化回报的中国创新药公司之一。
我们看到在美国的医药生物科技指数XBI,这大半年也下跌了50%以上,而且有很多公司会比中国的医药企业更难,包括这两年很多人才都变得非常昂贵,美国和中国都是这样的情况。对比而言,中国的企业更有优势,通过在中国做新药研发,然后去做全球化。
宋瑞霖:的确如此。在创新药领域,企业在商业化前,国际化的管线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license-in只是初级阶段,license-out才是真正让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够实现自我价值的终极目标。
中国有很多优秀的创新企业。加科思、荣昌、信达、君实、恒瑞,正在通过技术对外合作的方式来补充自身现金流,充分体现了企业管线的临床价值,这是产业良性发展的关键问题。如果产品在设计之初的定位是全球化产品,会使得企业在尚未有产品商业化的同时,自身成为国际化的企业。
我希望中国能够出现一批总部在中国的跨国制药企业。当中国的企业和自主研发的产品被世界所需要的时候,中国企业便真正成为全球化的跨国药企。
黄国滨:谢谢两位!既然两位都提到了全球化,我再追问一个问题,创新药企业从自身性质出发就是全球化的公司,不单单是服务中国的人群,也是服务全球的人群。在构造全球化的核心竞争力方面,有哪些需要大家注意的?有哪些经验可以分享?
宋瑞霖:企业进行全球化研发布局,不能仅仅依据自己能做什么,要登高望远,在充分调研临床需求的基础上进行综合决策。基于全球化的视野统筹规划企业未来发展规划是非常重要的。人力资源和资本支持也是企业全球化布局的关键因素。如何招揽并凝聚高科技人才和对医药产业有充分认知的资本加入,是企业走向全球化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再鼎医药的特点是先有一批优秀的人和想法,遇到有一批像梁颕宇女士一样的优秀投资人,愿意相信再鼎医药团队。再鼎医药团队获得资本的支持,成功实现了梦想。需要特别关注的是在初创阶段后,再鼎医药自身的科研能力稳步提升。这个过程极具教科书式的意义,值得参考。企业全球化的过程,首先是管理团队和科研团队的全球化,没有人的全球化,企业无法走向世界。
梁颕宇:我非常赞同。2015年之前,外资药企在中国几乎很难找到可以引进的项目,企业只关注日本、欧洲市场,中国的优先级并不高,但是当下几乎每家外企都在中国寻找项目,很多创新药的企业都在开展全球化的发展。
我们看到背后的原因,首先,得益于中国医药企业的创新和研发能力的日趋成熟,政府通过一系列政策吸引高端人才,中国在生命科学领域拥有巨大的人才库。其次,带量采购等相关政策落实,也在不断压缩药的利润空间和市场前景,从产品定价来看,中美定价存在一定的差异,同时在中国研发创新药的成本相对更低,对于药企而言,出海能够更好地平衡成本和收益问题。第三,对于本土的药企而言,得全球市场份额得天下,中国本土药企要想在全球药物创新市场掌握话语权,必须融入到全球药物创新的体系。
如何构建核心的竞争力,受限于政策、文化、市场等因素,中国的创新药企的国际化之路才刚刚开始,从立项开发到IND申报、国际中心和临床试验的开展,以及注册上市等,都需要考虑到全球化的标准,我们不能通过仅在中国做临床研究来获得美国FDA的批准。考虑到人群的差异因素,我们也不能用一个国家的实验数据来支撑另一个国家疾病的情况,所以需要进一步地推动全球的金标准。
因此,我们一直坚信,项目的质量和技术的实力是成功出海的硬实力,商务拓展能力是不可或缺的软实力。中国的创新、中国的技术已经达到相当的水平,中国的产品和服务也不再被贴上以往的“山寨”等刻板的标签,未来的中国将诞生一批拥有全球领导地位的龙头企业。
包括咱们投的甘李药业(603087.SH),现在已经成为中国最大的胰岛素公司,我非常佩服甘总,也是非常难得的一个创业者,他说他不能只做一个销售胰岛素的公司,而是希望打造一家更具备国际竞争力的企业,所以他自己领导整个新药研发的团队,现在有接近1000个人在北京以及其他各个地方,产品线除了胰岛素、糖尿病药以外,其实还有肿瘤、心血管等药物,而且陆陆续续都拿到美国的IND才开始去做临床。
我们是陆陆续续看到越来越多的创业者在中国都在做这个事情,跟15年、20年前,我们回国去创业,完全是不同的一个层面了,所以非常高兴可以看到这么大的一个进展。
宋瑞霖:企业全球化不仅要关注发达国家市场,同时也要关注“一带一路”国家。中国药促会正在参与和推动中国转化实施ICH准则,95%的ICH临床指导原则已经在中国落地。另一方面,中国正在加入国际药品认证合作组织(PIC/S)。企业在临床试验设计之初,要放眼全球。
目前,中国主导的国际多中心临床试验大多使用的是中国的患者数据。如果企业想发展成为全球化的跨国药企,在临床试验设计和理念等方面,不仅要关注发达国家市场,还应关注上合组织、东南亚和南美等发展中国家的市场,使得企业拥有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和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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