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周毛血旺9月24日，以“中华经典诗词与文化传承发展”为主题的中华经典诗词论坛在诗圣故里巩义举办，会上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中国古典文献研究中心副主任谢思炜探讨了杜甫诗歌语言运用的创新。

　　杜诗一共1400多首，谢思炜在10年前就开始从事杜甫集的校注工作，他希望通过作著能够方便读者阅读。而在作著的过程中，他也发现了古典诗体到唐以后在语言运用上所面临的困局——创制新词似乎成了一种冒险的事情。

　　据悉，杜诗在采用来自经史典籍和前代文献的有“来历”语时，扩大了其采用范围，同时也使用当代新语，尤其是大量采用口语词汇。此外，他也通过创制新词实现诗歌语言的更新，其所造新词数量之多在唐代诗人中位居前列。

　　杜甫在尽力扩大诗歌词语来源、从而比其他诗人显得更为重视袭用有来历词语的同时，仍继续通过创制新词这种方式实现诗歌语言的更新，而在他之后，还有一个“词必己出”、在语言创新方面更为放恣大胆的诗人韩愈。可见对唐代诗人来说，还有足够开阔的语言空间留待他们开拓，所以他们在语言运用上显得十分自信，并无拘束窘迫之态。但在黄庭坚“自作语最难”的说法中，我们却能感到一种明显的焦虑，创制新词对他们来说似乎变成十分冒险的事情。

　　谢思炜：在我看来无可厚非，不能说用了一些当代的俗语词或口语，和传统古典的诗不同，就给予很低的评价。人们在交流中采用口语呈现出一种诗体的形式，并且达到了效果，我想这就是它的存在的意义。

　　至于它能不能流传，这个就交给时间了。如果大家都对这首诗的内容感兴趣，它的形式又比较便于大家理解，甚至过了一段时间，后人仍兴趣不减，那这个东西肯定就流传下来了。

　　古典诗体里面的中国古代著名诗人，他们的作品表达的东西，我们可能觉得很有意思，诗人也觉得很重要，但是它的形式可能影响了传达。如果诗读起来比较费力，就必须有人对其作解释说明，一般的读者才能理解它的意思。实际上，现代以来，有些人作的诗仍需注释，它要表达的特殊含义，换了一个环境，换了一个历史条件，可能大家就不太懂它是什么意思了。

　　谢思炜：因为我们现在的诗歌写作，至少是从20世纪新诗创作开始的，它和以前的旧体诗写作完全不同。我想它使用的语言应该说是现代汉语，现代汉语中有很多书面语，但也有一些是生活中的口语。因此，从事新诗的创作还是应该以现代的语言包括口语为基础。现代汉语也有古汉语保留的东西，在进行诗歌创作时，有些诗人会有意识地使用一些传统的表达词汇。

　　但如果排除这种古汉语的成分，尽量用接近于现在口语的词汇来写作，这样的创作有没有？我不能做这样一个判断，但是我觉得这样的创作肯定是有的，有些甚至是有意识地这么去努力的。我想至少从三四十年代以后一直到当代，会有一些诗人是这样去做的。

　　另外，还有一些诗歌本来就产生于民间，是由一般群众口头创作的作品，就更不讲究“有来历”了。我想这很正常，因为古典诗歌里有一些诗人就不讲究“有来历”，如杜甫等，他们的作品里大量采用当时的口语，还有诗人有意识地和文人诗歌保持距离，比如“白话”诗僧王梵志就是使用唐代的口语。

　　像这些诗在当时也是很流行，以至于影响到后来的诗歌创作，比如《寒山诗》，他就有意识地在诗歌创作上采用口语，我想历代诗歌里可能都有类似的现象。

　　正观新闻：刚才您提到寒山子有意识地使用口语，这对咱们当下诗歌创作传承有哪些启发？

　　谢思炜：采用接近于口语的形式进行创作的诗，不能轻视，也不能忽视。新文化运动以来已经有104年了，到底产生了多少影响很大、能够传之久远的作品？可能大家的看法不同，可能有人觉得作品在当时有一定的读者，但是没有被大家记住，导致没有流传下来。我想它可能跟诗的内容有关，也可能和语言的表达形式有关，这首诗歌本身的语言需要被大家认可。

　　在我看来，当下诗歌的总体水平是在不断提高的，其中肯定会有一些好的作品。但是现在主要的问题是什么？作为诗歌本身，它在文学中的地位，在社会中的影响，可能是和以前某个时代无法相比。真正愿意花时间去读诗的人，可能不是特别多。有的诗人乐于追求自我表达，在形式方面，在艺术方面，他不追求让别的人都能够读懂，能够流传。虽然这种追求无可非议。他也可能产出高质量的作品。

　　现在也有一些社会上流行的歌谣式的或者很通俗的诗，创作者没有流传的追求，他也不署名，可能是在传播中不断地有人对诗进行补充加工，最后成为一个流传很广的作品。

　　谢思炜，1954年生，北京人，是唐宋文学及文献研究专家。1996年获北京师范大学博士学位。2001年起为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古典文献研究中心副主任，博士生导师。著有《唐宋诗学论集》《白居易诗集校注》《白居易文集校注》《杜甫集校注》《唐诗与唐史论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