邪道至尊下载6月6日，2013年高考湖南省地质中学考点，一名考生很轻松地前来看考场。记者 李丹 摄

　　2013年高考来临，我们走进这个大家庭，陪他们回忆他们青春。他们的努力时光与荣耀时刻，也折射36年高考的变迁之路。

　　“1966年废除高考，1977年中国经济呼救，人才匮乏。1977年至1979年，属恢复高考期，十年沉积期后，各种人才喷涌而出。”

　　“这三年录取的人，都是百里挑一的精英分子，无论是年龄、资质、能力，都是超强的。”

　　阅历丰富、知青实践，加之大学培养，这批人走进工作岗位后，很快体现才华和能力。

　　这是1977年邵阳洞口的一个农场，农场里20多名知青，整日闹腾，内心孤独。

　　“没有高考前，都眼巴巴看着每年仅有的几个推荐名额，去招工、当兵、招干。”陈辉回忆，下乡知青还必须得呆满两年，才有资格获推荐。

　　老家在邵阳市区的陈辉此时已下到洞口县某农场一年多，每天早上6点起床和村民一起出工，天黑收工，双抢时帮着村民收稻子。“很累，油盐少，一年到头吃不到肉，柴火自己砍，娱乐活动也没有，唯独几本被疯抢、手抄，跑二十里路看场电影。”陈辉苦笑。

　　“直到10月初我们才隐约得知一些消息。”陈辉说，农场长不让知青们脱产复习，除了不出早工，允许晚上复习。每天劳累后，几乎没有人能坚持。

　　10月中旬，确切消息下来了，村支书、场长架不住请求，任由知青们返家。而此时距离高考只有1个多月。

　　没有考试大纲、没有老师指导、没有资料、不知道会考什么、有怎样的题目。在这尴尬的情形下，500多万如同陈辉一样的考生开始复习。“憋了十年，在得知能参加高考，脱离困境的那一刻，所有潜能都被激发了。”陈辉说。

　　挨着老家，他租了个小房子，24小时看书复习。累了睡觉，饿了回家吃饭。谁都搞不清考什么，他只好把高中课本反复记了几遍。

　　“洞口县就只有县一中一个考场，人山人海，工农兵知青都有，年龄相差十几岁。”陈辉回忆，有父子上阵的、姐妹、兄弟联手来考的。

　　“邵阳人拼音不好，老师也教不好，那次语文题目依据拼音写句子让我记忆深刻：我们的目的一定要达到。我只拼出前面的‘我们’和‘达到’。”

　　1978年1月的一天，家住县政府附近的陈辉被浓烈的鞭炮声、欢呼声惊醒。“放榜了，录取通知名单贴在政府大门口。”陈辉的名字赫然在列。

　　名单上没有公布成绩和名次，上了专科线的就在榜单上。“张榜后，我们就去了教育局设置点填写志愿，按照重点、本科、专科填写三个志愿。什么都不懂，也没有老师、父母提供参考。”陈辉苦笑，但那时流行收音机，我就填了当时湖南最好的湖南大学无线电系，最后被录取到土木系的空调专业。

　　“1978年3月8日，我和县里同时考到长沙的3名同学挑着木箱子、被子，坐了12个小时汽车，清晨5点赶到以前位于建湘路的长沙东站。”那一届，学生年龄相差超过10岁，18岁的陈辉是班上第二小的，最大的29岁，带着儿子上学。而整个湖南大学不到1000人，土木系共有7个班。

　　“没有军训，教材都是临时赶制出来的，有些还是油印。”陈辉回忆，12个人一个寝室，一层楼的当头才有一个集体厕所、浴室。

　　绝大部分人都不知道自己所学专业是怎么回事?但他们依旧充满激情，拼命学习。“年纪都有点大，都吃过苦。”陈辉说，每天天没亮，岳麓山上就满是人，英语、数学是当时大多数人恶补的课。

　　“我们实习都是下到最基层的工厂，毕业论文、数据都是很扎实的。”毕业后，陈辉被分配到设计院。“我们那一批人能吃苦，都想着能专业对口，做自己喜欢、技术型的工作。”陈辉笑着说，当时，不想去做管理，认为做管理的都是学习差、技术不行的人，现在就不同了。

　　“上世纪80年代是高考制度的摸索期，怎么命题，考哪几门，分数结构等都在逐年讨论、改变。”

　　这段时期的录取率依旧很低，师资力量也非常薄弱，但随着经济复苏，越来越多的学生渴望知识，肩负着使命。

　　陈辉在家排行老二，最小的妹妹陈芳也参加了高考。1980年，陈芳没能扛住压力，病倒了。病愈后，她重新备考。

　　“我们都从高一开始学英语，那时高中只读两年。”陈芳感慨，“最开始连英语老师都没有，请了一个新中国成立前做过翻译的人当老师。”

　　复习资料老师自编，没有考纲，“但考过几届，多少知道些题型。”陈芳第一次高考在县九中，这个学校里多是县城的学子。“当时第一届班上50多个，只考上两三个中专生。”

　　此时的孩子参加高考还要过一道槛：预考。预考不达线的人不能高考。“预考很难，跟高考题差不太多，近一半人不能通过。”陈芳说，他们长期通宵就着煤油灯看书，脸都被熏得黑乎乎的。

　　第二次高考时，报考的人中依旧还有复读四五届的老知青，全县还只有一个考场。 “我没有考上，也没填志愿，父母要我顶班，我死活不同意。后来我跑去考了技校。”最终，陈芳如愿考上技校。

　　“我1993年在娄底师专时，学校只有4000人，到1997年已近8000人。更多人进了大学。”

　　上世纪90年代初，师资力量渐好，1993年开始高校扩招，录取率显著上升。师资力量也不断增加。

　　这些成了当时就读长沙市一中的陈辉侄子陈嘉的记忆，“试卷每天都能发四五张，本校印的，黄冈、北京的。”早上6点起床，晚上9点30分下晚自习，再去学校组织的培训班恶补，这是高二的作息。高三冲刺，晚休都要到凌晨一点。

　　累了、困了就喝家里买的太阳神等各类营养品，每晚还喝些红枣汤养神。陈嘉记不起喝过多少营养补品。

　　高强度的学习背后是来自社会和家庭的巨大压力。但陈嘉不同，他有两个榜样，一个是1977年考上湖大的叔叔，另一个就是同样考入湖大的哥哥。陈嘉对自己说：一定要考入湖大的土木工程系!

　　1998年7月。“我是理科，7日考语文、物理，8日考数学、化学，9日考英语。3+2，不考政治。”

　　6日早，陈嘉与同学去长沙市第四中学看考场。考前，陈嘉做了两手准备，参加了当时的成人高考，并考上了湖大的电子信息系。所以开考当天，陈嘉并不紧张。

　　相比陈嘉，其他的同学没这么轻松。陈嘉当时的同学几乎都把高考当做他们唯一的出路，“考不上再复读，再考不上再复读。一定要上大学。”

　　说起当年填志愿，陈嘉说当时捏了一把冷汗。“估分数填志愿，我最后电线分，达二本线，估分时多估了十多分。还好，影响不大。”

　　不少同学没陈嘉这么幸运，班上考得很好的一个同学实际分数超过了复旦大学，但少估20多分，最终去了华中理工大。

　　陈嘉顺利拿到了录取通知书，虽非最理想的湖大，但能上二本和最想读的土木工程系，他很满足。“当时，本科加上专科，录取率还不超过50%。当时已经有自费了，土木工程一年是5000元左右。”

　　毕业后，陈嘉进入衡阳市电力局工作，班上其他同学也陆续找到了工作，“当时就业率是95%，专业对口率近九成。”

　　“2000年代录取率不断走高，独生子女多，父母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多，家里条件好，越来越多学生被送到国外接受教育。”

　　大部分父母都希望孩子能多学东西，能力全面提高，而不是在应试教育的影响下，眼高手低。姜正国说，国内就业形势、竞争太过激烈也是出国原因之一。

　　陈超该上小学了，此时的陈辉和妻子两人从单位离职下海。“经过考虑、商量，我们决定由爷爷奶奶带着，把他放在麓山国际寄宿学校，全脱、双语、学的知识面广。”

　　从此，陈超开始有了广泛的爱好。“高考那年，我感觉他没有压力，我们两个也没有给他压力。”陈辉说，录取率这么高，他成绩又不差，读个稍好点的大学不成问题。

　　高三给陈超请了家教，一对一补习弱势科目;在高考前最后两个月，陈辉在学校附近租了一套房;每个星期回家，都会给陈超补充营养。

　　2006年，陈超考上二本，挑了几所学校后，觉得不能满足自己的爱好。“志愿书都没有填，直接报考托福。没多久，就收到了国外大学的通知书。”陈辉说，现在儿子深造读研。

　　受就业难影响，出国读书人数依旧很多。而随着录取率的大增，考生们瞄准的都是重点本科，减少毕业后就业压力。为考个好学校，不少家庭都当做一场跨年之战。

　　6月6日下午五点多，长沙市七中考点外汇集了一大批刚刚看完考点的学生，陈嘉朋友的女儿、周南中学艺考生陈小云就是其中之一。“从高二下期就开始备考了，大大小小的考试少说不下几十次，复习两轮，但心里特别紧张。”陈小云表示。

　　最近的模拟考，陈小云考了420多分，对于艺考生来说分数不低。但陈小云很忐忑：“去年中央美术学院录取分数线多分，今年还不知道!”

　　谈起7日的高考，陪陈小云看考场的母亲感慨：“怎么受得住，才18岁，每天超过18个小时的学习!”前段时间，母亲天天拎着汤菜往学校送。但最后，小云怎么也不让送了。

　　“她越送，我压力越大，晚上都睡不着。”闲谈中，陈小云始终抓着一份语文复习资料，“明天第一堂考语文，希望作文不要太难。”

　　陈母心疼地看着女儿说：“高二到现在瘦了好多斤，压力大啊，虽说现在扩招，录取率高，但像中央美院这样的学校，考起来还是很难的。”陈母说，“现在找工作挺难，只有考上名校才有希望找个好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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