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雪4月16日，北京玉渊潭公园西门附近的小山坡上，一群癌症患者围着北京大学肿瘤医院名誉院长、中国抗癌协会名誉理事长徐光炜教授，这个问“我的手老麻是怎么回事”，那个问“您看我这药顶事儿吗？”20多年前，也是在这片斜坡上，徐教授和老伴带着小马扎，跟癌友们一起度过了一段互相取暖的日子。

　　5月10日，当记者走进徐教授的办公室时，他正拿着黄色荧光笔，在国外一篇乳腺癌筛查的学术文章上划着重点；桌上照片里是孙子、孙女的笑脸。见秘书给记者端来了茶水，他对秘书说了声“谢谢”。2个多小时的采访结束后，他满脸笑意地说：“谢谢你听了一上午一个过气了的退休老头的故事。”举手投足间，尽是老一辈知识分子的谦卑，令人感动。

　　北京玉渊潭公园的这次医患相聚，无疑是徐教授对多年前医患线年，徐教授的老伴宋琳琳教授——中国著名儿科专家，曾任中华围产学会副主任委员，不幸患上结肠癌，接受了当时北京大学肿瘤医院成立以来最大的手术，术后经常来此锻炼。

　　那一年，宋琳琳教授只有54岁。徐光炜教授还清楚地记得发现老伴患癌前的那个晚上——4月28日，是个周五。晚9点，他回到家时，一位印尼癌症病人早已等候多时，宋教授抱着热水袋在一旁作陪。客人走后，宋教授说她腹部隐隐作痛，认为可能是蛔虫闹的，逼着徐教授和他一起服了驱虫药。但第二天，她仍感右下腹痛。当时已是北京大学肿瘤医院院长、领导着国内肿瘤领域两个最重要学会的徐教授，伸手一摸便发现情况不妙。

　　很快，老伴的腹部超声检查结果出来，怀疑是结肠癌。拿着检查单，徐教授觉得，厄运降临了。他那天还要去中华医学会主持会议，但满脑子都是老伴的病情，整个人心不在焉，草草结束会议后便赶回医院，取消了晚上的聚会，开始为她做术前准备。

　　手术由徐教授的好友、北京大学肿瘤医院黄信孚主任主刀，他在一边作陪。打开腹腔后，两人最担心的事发生了：癌变已侵入十二指肠！所有人的目光都转向徐教授：放弃还是继续？放弃就意味着死亡，继续则意味着要切掉大部分内脏器官。徐教授顿时感觉五雷轰顶，但没有别的选择，为了把老伴从死亡线上拉回来，他只能冒险一试，同意进行彻底的大手术。

　　6个小时后，插满管子的宋教授身上少了1/3的胃、胰头、胆囊、十二指肠、右半结肠。徐教授紧紧攥着老伴的手，心中充满了内疚、自责和伤痛。他说：“我觉得她的癌是累出来的，除了工作，家里的大事小事都是她操心，我对她关心不够。当时也有朋友责问我，自己是肿瘤专家，为什么没有尽早发现老伴的癌症。”

　　术后，宋教授由于“胃瘫”，胃管插了28天，滴水不入。徐教授也没回一天家，时时作陪。看着她吃什么吐什么，咽口水都痛；看着她下床后连走路都不会，重新学习迈腿……这一切让他感受到什么叫撕心裂肺之痛，恨不得自己代她去承受。几乎每位从事肿瘤专业的朋友来访后，都说很不乐观。徐教授岂能认识不到这点，但他说：“当你感到日夜与你共处的伴侣有可能离你而去时，以往一切的善与美，都会一下子涌现在你眼前，让你越发感到绝不能失去她。”

　　术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他常被老伴将离他而去的噩梦惊醒，醒后不知何去何从。平生从不求签，也不信鬼神的他，在老伴患癌后求过两次，所幸都是上签。研究了一辈子癌症，他说：“当我作为一个病人家属时，才真正意识到癌症的可怕。”在他的精心照顾下，老伴坚持着活下来，并继续陪伴他走到今天。他感恩老天待他不薄，也因此在肿瘤防控的道路上走得坚定而持久。

　　“我们都说，宋大夫一人得癌，我们众人受益。”4月16日，癌龄比宋教授还长的曾唯实这样对《生命时报》记者说。她今年66岁，当年正是她介绍宋教授到玉渊潭公园练气功。她口中的“受益”，指的是徐教授陪着老伴，从诊室走到公园与大家交流，还有北京癌症康复会的成立。

　　“上世纪80年代，癌症跟死亡几乎是划等号的。社会上流传着‘十个癌九个埋，还有一个不是癌’的说法。公车上，如果知道一个人是癌症患者，大家都会离得远远的。”曾唯实说，当时关于癌症的科普宣传太少了，只有武汉出了5分钱一份的《中国抗癌报》，大家如获至宝，争相传阅。癌友们对癌症的诸多疑惑，都无处可解。所以，当大家得知宋教授的爱人，就是那个很难挂上号的北京大学肿瘤医院院长徐光炜时，疑问找到了出口。

　　徐教授每周末都会陪老伴去玉渊潭公园锻炼，他用“走着有人追，站着有人围，坐着围一堆”形容自己在公园里“受欢迎”的程度。后来，为了答疑效率更高，他让老伴事先把大家的问题收集到一起，周末统一作答，每次收到的纸条竟有两三百张。令他印象最深的是，有位患者说我们癌症病人够可怜了，可还有那么多人打我们的主意，用假药坑我们。经常有人拿着药盒来问他，这药到底能不能治愈癌症。当年炒得沸沸扬扬的“神医黄仙姑”的“神药”还阳草，一盒售价高达120元，比不少人的工资还高。徐教授发文质疑，并最终将它“打倒”。调查发现，“还阳草”不过是地瓜叶、淀粉等做成的骗人玩意儿。

　　“在这里与患者交流，与在医院完全不一样。”徐教授说，身为外科大夫，以前他认为手术是最重要的；手术完了，治疗也结束了。但通过老伴得癌以及与癌友们交流，他意识到：“如果将癌症防治比作一条鱼，那么不能只管治疗——红烧中段，还要处理鱼头和鱼尾。也就是说，癌症预防和康复也非常关键。”

　　能意识到这点，在当时并不容易。徐教授夫妇想成立一个患者组织——北京癌症康复会，被不少专家泼了冷水：病人都治不过来，整这个有什么用？这个组织最后在徐教授家里成立，并迅速发展起来。这些年来，北京癌症康复会举行的全国抗癌明星评选活动、肿瘤宣传周活动，都已成为与癌症患者相关的品牌活动。

　　在媒体报道中，徐光炜的名字总是和乳腺癌一起出现。搞了一辈子的乳腺癌防治，徐教授感慨良多，个中境遇令人唏嘘。由他一手主持的“全国百万妇女乳癌普查工程”，最后因资金、合作等问题不了了之；争取到的启动资金因境遇巧合，多次为他人做了嫁衣……几十年来，他惹过争议，被泼过脏水，但依然初衷不改。目前，他仍担任中国社会工作协会防治乳腺癌专项基金副理事长，关注乳腺癌的早诊早治、救助贫困患者。

　　“成功，我谈不上。只能说我做成了几件对百姓有益的事，建立起北京大学肿瘤医院，在胃癌及乳腺癌的防治上有所建树，把两个学会搞起来了，而乳腺癌筛查则深感心有余而力不足，这也是我最大的遗憾。”徐教授这样评析自己的过往岁月。

　　2008年，他出版了带有自传性质的书《瞬间人生——一个聪明的傻子的故事》。书中，他把一切都写得坦诚：他的独立精神，来源于相信大多数人；他从未追求过一己私利，心里所想的是要为大多数人服务；他的一生中，多次与更大的功名机会擦肩而过，他并不是抓不住，而是心系眼中更重要的事业。

　　今年79岁的徐教授，每个工作日仍会到办公室“报到”，经常让秘书帮他查找乳腺癌方面的最新进展信息。最近，他出了一本新书《携手·同行——乳腺癌病友指引》，里面详细解答了100个患上乳腺癌后如何治疗、生活等方面的问题。

　　目前，他最看重两件事：一是发挥余热，继续推动中国的乳腺癌防治事业，建立乳腺癌筛检联盟；二是再过5年，等到和老伴喜结连理60周年，“钻石婚”时，要出一本书，名叫《我的钻石夫人》。▲